科层制与“官僚精神”
科层制与“官僚精神”
【 作 者】冯钢
【 正 文】
　　韦伯在其一系列政治文论中，对他在社会学理论中力呈其“技术最优性”的科层制，提出了极其激烈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韦伯认为官僚统治窒息了人类社会的超越精神和价值创置。许多韦伯研究者都认为，这是科层制在现当代工业化社会中特有的逻辑结果。而像马尔库塞等，则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有待于技术本身的发展来解决的。但是，如果把韦伯的这些观点，与他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古代科层制的分析结合起来看，我们便会发现，任何时代的科层制，实质上都是一种“官僚精神”的体现，它具体表现为：(1)世俗理性主义；(2)传统主义；(3)官职荣誉；(4)消解终极价值。这种“精神”是作为管理组织结构的形式产物，它与包含于其中的技术成分并没有本质的关系。科层制度的发展表明，工具理性的发展程度与人类的精神需求的创置及满足并没有任何关系，前者在任何程度上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无助于后者的完善，精神的问题是不能用技术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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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科层制在古代中国、埃及和晚期罗马帝国都曾出现过，并且在历史上曾标志着这些伟大帝国的强盛，以及在政治组织上史无前例的制度化，但是它们却不同于现代科层制。韦伯把这种历史帝国的科层制称为“世袭科层制”，它的特征是“相对非理性的”。
　　通过与这些历史上的官僚制的比较研究，韦伯确定了现代科层制的基本特征。其中，对中国古代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是这一系列研究的重点。中国古代的科层组织是由以文学见长的世俗官僚组成。这个阶层早在战国时期就作为向理性的行政管理进步的代表和一切聪明才智的代表，周游列国，构成了中国文化统一的决定性标志。但在统一帝国形成之后，便成了阻止行政管理理性化的吃国家俸禄的阶层。因为这个阶层既没有专门的行政管理知识和技术，也根本无意去发展理性的行政管理。他们只是一些受经典束缚、被俸禄制约的文人雅士，他们所顾忌的只有宗族和鬼神信仰中的传统势力。统一帝国的政治组织及其代表的这种不断发展的官僚制结构同时也造就了整个文化传统的性格，即儒家文化的性格。中国世袭制官僚的官方语言是儒家学说。这是一种受薪官僚的阶级伦理，是那些以世俗理性主义为特征的人的伦理。它倾向于适应世界，适应它的秩序和传统。从现实角度来看，它实际上是一种统治的实践；从文化角度来讲，它又实实在在地是一种“官僚精神”。
　　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在封建主义被摧毁后才建立起来的
科层制与“官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