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便写道："我们正经历一场转变，这一转变将重组下一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将会没有一国的产品或技术；没有一国的公司，没有一国的工业……"。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终于能够放手发展市场经济，而放手发展市场经就是我国加入WTO的最根本准备，加入WTO也就是宣告中国要搞更为开放、充分的市场经济。如果我们回守原先的计划经济体系，那么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不可谓不强，但是华尔街股市的落涨跌对它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计划经济国家在体系上是被隔离于世界经济主流或经济全球化浪潮之外的。只有发展市场经济，我们才能对世界经济拥有发言权，才能拿到加入 WTO的入场券，才能获得地球"绿卡"-一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据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目前的商品市场化程度为85％，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65％，技术成果市场化程度为 71％，房地产市场化程度为 40％，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为 10％。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加入 WTO已有一定的市场经济基础，以致有英国人评价说"中国’作为世经济的一个主角’开始被世界认识"；另一方面也说明加入WTO需要中国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与开放，以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建设。事实清楚得很，世贸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加入 WTO才算真正进入世界市场。
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当今主宰世贸竞技场的仍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操纵或主宰世界经济的宏观制度体系，那些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又构成其微观经济基础。所以，有人认为：工业化是18世纪的英国化，信息化是20、２１世纪的美国化。美国占全球电话用户为 2 0％，而占全球因特网用户达 6 0％。新经济、知识经济的创新中心-一硅谷也在美国。全球电子商务免税协议设在WTO中，这也有助于美国的垄断地位。美国在全球化中所拥有的法律与制度优势、实力优势、分工优势和资源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我国加入WTO，虽能从参与制订"游戏规则"中获益，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将受制于人，这也同时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框架必须与国际通行规则看齐，在法律、规则、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调整与改革，不仅要注意"中司特色"，更要遵循"世界标准"、"国际规范"，同时在信息比技术、观念和管理的先进性等方面与制度创新相配套，如比才能顺应经济全加入 WTO才算真正进入世界市场。
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当今主宰世贸竞技场的仍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操纵或主宰世界经济的宏观制度体系，那些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又构成其微观经济基础。所以，有人认为：工业化是旧世纪的英国化，信息化是20、２１世纪的美国化。美国占全球电话用户为2 0％,而占全球因特网用户达 6 0％。新经济、知识经济的创新中心-一硅谷也在美国。全球电子商务免税协议设在WTO中，这也有助于美国的垄断地位。美国在全球化中所拥有的法律与制度优势、实力优势、分工优势和资源优势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我国加入WTO，虽然能从参与制订"游戏规则"中获益，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将受制于人，这也同时意味着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框架必须与国际通行规则看齐，在法律、规则、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全面调整与改革，不仅要注意"中司特色"，更要遵循"世界标准"、"国际规范"，同时在信息比技术、观念和管理的先进性等方面与制度创新相配套，如比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
还值得注意的是，加入WTO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技术开发能力仍有不少要长期依靠发达国家，致使我国中长期发展潜力严重受其制约。目前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外资企业已经占产值的一半和出口额的2／3而且这两个比值还呈上升趋势。由于我国技术水平相对较低，高新技术产业中外资企业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局面一时难以避免。但是，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经济重要的新增长点，市场潜力巨大，对许多产业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有些产品还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们也确实需要严肃思考和研究怎样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这些产业，提高国内配套能力，使加入WTO更多地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中企业特别要利用好我们的市场优势，从需求角度把握好全球化机遇。最近，杭钢集团投资4亿多人民币建成具有当代世界领先水平的高速线材轧机项目就非常成功，他们从意大利进粗轧和控制系统电器、从美国进精轧、从日本进加热炉控技术、从德国进在线测经仪……；比价选购、择优引进，做了一篇"全球化"的好文章。
经济全球化，不管在多大程度上如同有些国家或机构所批评的那样，无非是"美国化"而已（日本《世界周报》1999 年7月 20日就发表上智大学教授古斯塔沃·安德拉德的文章说:"促进全球化发展的信息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通过美国来实现的"."企图把本国的标准强加给全世界的美国文化基本上完全掌握着支权"，"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美国化"，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崇尚开放和正在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终究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它置若问闻，将自己自闭起来。邓小平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据有关统计，世贸组织成员方已达143个，其相互问发生的贸易额已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0％，而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发生的双边贸易额也已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9 0％。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存与关联已日益紧密。比如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性矿产将出现资源短缺，其中石油、铁、锰、铜、铅、硫、磷、钾等国内供应缺口将进一步扩大，这必然导致我国对国外矿产资源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大，如果不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就只能导致经济萎缩，得不到快速发展。1997年，印度国内曾对世贸组织在服务贸易项下信息产品协议中的零关税产生很大争议，不少人强烈呼吁要保护本国的软件业。但印度政府基于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没有用关税壁垒保护其初生的软件业，而是问意执行零关协议。与此同时，他们又坚信"市场与人才是很难拷贝的"，大力加强人才开发，光电脑培训点全国就有10"个，每年可培训近100万电脑技术人才。结果，印度的软件业不仅没有落伍，现在还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H大软件出口国，计划在2008年使其软件出口达到100O亿美元。这种义无反顾地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开放态度是非常明智的，很值得我们学习。
始自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波的出现，也以其惨重的损失与教训从反面提醒世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已越来越大，经济已越来越成为一种超国界行为，特别是超过7万亿美元的巨额国际游资到处择肥而噬，使跨国界投资大量产生，国家问的联系越来越一体化，以致国家边界几乎只剩下地理意义；一国经济与政治、政权之问的关联度也已越来越紧密，比如金融运作，既可富国，亦可危及社会稳定而导致政权更替。亚洲金融风波期间，虽然造成的生命、文化、物质损失不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造成的损失相比，但给亚洲带来的金融、经济损失却比二战造成的金钱损失大得多。美国人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所谓"金融痛苦指数"，即 指货币贬值率与股票下跌率的总和。按此衡量；在亚洲各国与地区中，"金融痛苦指数"最高的是印尼（117），最低的是台湾（２５）可以说、亚洲金融风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次典型表现。它表明任何国家都无法指望可以关门搞建设而又能获得发展，谁都无法拒绝"世界标准"、"国际规范"，除非你想逆潮流而动。而且，一个不开放的奉行垄断与封闭政策的国家，一个将自己自问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之外的国家，其成本也一定是很高的。著名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在新著《21世纪对管理的挑战》中也预言："在今后几十年我们将面临席卷全球的保护主义浪潮。对此作出的第一个反应会是筑起一道抵御外来寒风的围墙。但如果企业不接世界标准去运作，那么这样的围墙是保护不了你的"。
可见，加入WTO，实质上意味着中国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进入一个更高的竞争平台，意味着要。输入，竞争，将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引进来。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为紧迫地做好两件事：一、不失时机地深化体制改革。在过去20多年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基本上是按照国内需求和现实生产力发展状况来确定的，而加入WTO，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就必须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放到市场经济的国际大环境中去，用世界经济的一般原则与规定来推动改革。这就是说，加入WTO意味着对中国未来改革方向与进程的一种锁定，它不再象以前那样可以完全以我们自身的意志为转移，所谓"开放倒逼改革"就是这个意思，即全面的体制性开放逼迫改革将严格按照一定的时问表深化推进乃至如期完成。二、不遗余力地加强人才准备。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场全球性的知识较量，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较量，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大批人才，即有全球化眼光、胸襟、知识和能力·的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必须善于从全球的定位来考虑企业的生产与发展、今天和明天，必须有气吞山河的国际视野。加入WTO，一方面外界与我国争夺人才加剧，人才流失将随着跨国公司普遍推行本土化战略而趋于严重，另一方面我国全面的体制性开放也急需更多人才，包括"吃WTO饭"的人才，因此，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的加速培养应是我国加入WTO最严峻、最紧迫、最具有基础性的现实问题，不认真予以解决，就难免陷于被动。
二、加入WTO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又一次重大机遇。这主要是就其不可替代性、不可逆转性而言。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三大转变"，即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从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向灵活的市场经济转变、从基本封闭型向 对外全面开放型转变。而20多年来，企业改革则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上上下下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不可谓不重视、不下功夫了。特别是"三年改革与脱困"，又是债转股，又是技改贴息，又是优先上市，几千亿改革本集中投放，还专门成立中央企业工委直接监管上百家大型国有企业。应当说，有了这些改革与发展基础，国有企业的总体状态向好，国有企业"个数太多"、"个头太小"等问题也必将在战略性结构调整中更有效地得以解决。但是，中国企业改革的许多深层次矛盾，都需要在更广泛的经济背景和更有张力的市场竞争中按照市场经济的回有规律去寻找出路，政府应当逐步退出而让企业自己去决定命运。于是，加入WTO，让国际通行的企业竞争规则在中国更为充分地发挥作用，就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加入WTO，借助外力的推动，就有可能真正完成中国企业改革的"攻坚阶段"，使中国企业走向更加全面的对外开放，在与跨国公司同台竞技中去体会优胜劣汰的大经地义，实践有生有死的自然法则，并以市场主体的名义决定企业自身的盛衰存亡。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加入WTO具有以往任何改革措施都难以比拟的变革强度、冲击力以及水到渠成的自然性。加入WTO迫使中国企业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走进市场经济的大课堂、普及市场经济知识，并义无反顾地融入全球经济生活中去。无论你是在哪条里弄、哪个乡镇注册登记，不出国门都已无一例地进入国际竞争，不再拥有任何区域保护；而且，都已是国际企业、世界企业（当然还不是国际级企业或世界级企业）。这种不可替代性、不可逆转性或许正是中国企业改革最急需谋求的"生态环境"和根本出路。
中国加入WTO，一方面要致力扩大入世后接受世界经济正传递的倍数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有效抑制世界经济波动的负传递影响，以提高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地位，加强参与权和决策权。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各级政府职能的转变，对企业的直接保护体系必将让位于与世贸组织规则符合的间接保护体系。这说明加入WTO意味着企业自身的责任更重，必须学会使用并用好从政府部门逐渐转移出来的各种权力，因此也就迫使企业要加快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学会和加强自我保护与自我发展的各种能力。例如中国加入WTO在金融银行业方面对美国作出的承诺是，入世后1年内许可美国银行经营中国客户的外汇业务；2年内许可经营中国企业的人 民币业务；5年内许可经营中国居民个人的人民币业务，以后每年开放4个城市，5年后不再有地域上的限制，对其实行国民待遇。在这种竞争态势下；我国的金融企业只能从化改革求生路、谋发展，在运行机制等方面尽快与国际接轨；又如保险业，美国友邦保险公司1992年进入我国市场后；引进了国际通行的保险营销制度，提高了中资保险公司的服务意识，促进了中国个人寿险业务的迅速发展，其中上海的总保费收入以每年3 0％以上的速度递增。加入WTO后，保险业进一步开放，我国的保险企业必然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从而促进改革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再如汽车业，加入WTO后，由于国际竞争加剧；我国一些大的汽车企业将会进一步坚定走联合之路，实现规模经济，增强竞争能力，改变目前散、乱、差的生产布局（我国目前有汽车整车厂12O多家，但前13家企业的总产量尚不足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1／4；整车厂自制率一般在50％至60％，而国外汽车厂零部件大都已实行全球采购），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许多跨国公司都在全力推进经营战略全球化。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全世界跨国公司约有4万家母公司和遍布世界各地的25万家子公司，它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世界贸易的50－60％、世界技术贸易（专利和技术转让等）的60－70％、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跨国公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经济体系，并正在跨越民族国家而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利益和着眼点甚至已经出现日益与民族相脱离的倾向。在此过程中，不少跨国公司看好中国市场，加速"抢滩"中国，近一两年来还掀起了一股总部迁华热潮，比如瑞士 ABB集团、美国雪佛龙海外石油公司、德国博世公司、法国普美德斯公司等。中国加入WTO、必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以及迁址我国，其经营管理的本土化对于中国企业改革一定会提出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融合与沟通要求，处理得当，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促进、一种实实在在的深化。
如何用好加入WTO这次深化企业改革的大好机会呢？首先，中国企业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各级政府修订的和新制订的法规。这是"备战"之首要，万不可忽略。据初步清理，我国现有一千多项行政性审批影响企业"走出去"。一旦改革到位，制度性障碍逐步清除，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就会得以改善。其次，中国企业必须认真熟悉世贸组织运行中的基本原则，如非歧视原则、允许正当的保护原则、稳定贸易发展原则、发展中成员方特殊待遇的原则。地区贸易原则、通过协商或磋商和裁决解决贸易争端的原则、在履行义务中出现大量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发生严重赤字以及产业受到严重伤害时可采取保障措施的原则等；充分了解世贸组织与本业相关的协定与协议，如以世贸组织中的反倾销协议和反补贴协议维护正当的经贸权益、利用纺织品与服装协议扩大出口、按照知识产权协定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根据农产品协议对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实施绿色措施等。再次，中国企业必须全盘研究本企业的竞争状况，通过价值链和增值链的建立提高竞争能力，在竞争中把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和完善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最后，有条件的中国企业还要积极利用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到国外投资，建立跨国企业。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今天，跨国经营已逐步成为一种常态。跨国经营也意味着一种选择（至少是成本选择），而选择就需要眼光、需要甄别。比如德国大众公司和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在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汽车已达40％；美国福特公司生产的皇冠轿车，其外国件占27％；B本本田公司在美制造的协和轿车，其25％的零部件也是在海外生产的。零部件专业化生产是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国际分工最具代表性的形式，既能展示各国的比较优势，又将各国的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诸如此类，都是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毫无疑问，我国一旦加入WTO，将有助于获得一个稳定。透明、可预见的多边贸易机制保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好地趋利避害，发展自己；而且，按国际规则办事，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也有利于我国全面参与全球性生产和国际分工；同时，还有利于加强我国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引进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其销售渠道和网络扩大出口"。这说明，加入WTO既不象有些盲目乐观者所言可以轻而易举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也不象有些悲观论者认为会导致我国民族工业、民族经济一触即溃、全军覆没。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学习，在于能否恰如其分地驾驭它。比如汇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是需要技术支撑与物质基础的，从信息技术角度看，网络化至关重要。网络一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水网的出现使农业从游牧变为家耕，从散居过渡到城市，而工业经济的确立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公路网、电网、铁路网、电话网等。在新经济、知识经济发展阶段，其核心基础则是高速、互动、共享的新一代问络， 即因特网。作为人脑的延伸或人的新扩展脑库，因特同为不同国度综合国力的重新排名造就了又一次历史转折机遇，许多国家正积极通过因特同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旨在获得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竞争优势。因特网也能促使整个社会中的普普众生无例外地融入一个巨型虚拟空间、一个无形的社会网络。正因如此；知识者与非知识者或低知识者，甚至知识丰裕国（地区）与知识欠缺国（地区）有可能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关键全在于信心与战略安排的得当，全在于谁能学习得更快更好。然而，时至今日，就说那本号称"经济圣经"的足有几百页的乌拉圭协定，我们有多少企业已组织员工和经营管理者们研读过的呢？
三、加入WTO有利于加速造就一支真正的企业家队伍。中国前些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而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独资企业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不是一个能够纯粹以盈利、增值为唯一目标的经济单元，不可能象一般企业那样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它不过是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必须服从于国家、政党的社会政治需要。如果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独资企业完全能按市场规则去实现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那么就很难实现其他社会政治职能，实现其他非经济性目标。因此，国有企业的实质问题，不是一个纯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政治问题。相应地，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独资企业也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阶层，也不可能有彻底的"政企分开"。虽然任何一种市场经济都没有要彻底消除国有经济的内在要求，相反，市场经济出于对自发性自由经济的补充和调节以及在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不但不能彻底消除而且还要在某些特殊领域保留国有企业（这在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市场经济也必然要求在它的整个制度设计内应以产权独立、分散决策的民营企业为"主"，而以少量的政府企业为"辅"。这种被保留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独资企业，就其产权主体和经营机制来说；显然与市场经济对"企业"的要求有冲突，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已经不能算是真正意义或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而只是国家、政党用于帮助实现统治或管理目标的一种"工具"而已。与此相对应，企业家原本是市场经济中的"厮拼族"，应以长期而稳定的竞争业绩获得市场"公认"，而并非由上级组织一纸"委任"；企业家原本可将企业经营管理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或终生职业，应当自己对自己负责，而不象现有国有企业领导人或经营管理者那样总感到 "有别人在对他负责"，因而无法驾驭自己的职业生涯，必须听由组织决定，或升过或换岗或处分……，导致短期行为色彩浓重，缺乏终生与企业命运紧密相连的可能性与稳定性。这正如美国《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缨尔逊在《外交》杂志2001年1一2月一期撰文所说："如果一个人感到有别人在对他负责，那么他的努力就会减弱。如果别人告诉他应该思考和相信什么，那么结果要么是失去动力和创造性，要么是在服从与反叛之间作出选择。不过，服从与反叛都不会带来发展。服从使社会没有创新者，而反叛则使人把精力放在抵抗而不是建设性的努力上"。加入WTO，当大批跨国公司纷纷抢滩登陆，来自市场经济充分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们以其特有的风采与中国企业加强合作与竞争，从而传达出真实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表明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家应是怎样一种状态；这对国有企业改革不无积极意义，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家等也会产生"正宗"的示范效应。
如今，衡量一个企业的实力大小，最直观的指标莫过于看它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是谁，看它的竟合关系建立在什么层次上。浙江万向集团不久前与美国最大的非上市保险经 纪公司-一霍顿保险集团公司合作，成为该公司股东，并合 资成立了"万向-一霍顿保险经纪公司"。当年万向7个人、4000元人民币开始创业时，怎么可能与外国"大腕"齐肩同行呢？即使后来发展到美国创办万向公司，但要获得当地信贷支持也依然很难，而现在万向美国公司却得到了美国银行8000万美元的授信额度，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万向集团的实力已今非昔比。总部设在深圳的中集集团奉行"尽心尽力、尽善尽美"之理念，已为全世界叩多家船公司和租赁公司提供集装箱，竞争对手主要是新加坡的圣斯、韩国的现代和金斗、丹麦的马斯基等大型企业。华为公司坚持"压强原则"，集中资源，专注于通信核心网络技术的重点突破，从而与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 TI、摩托罗拉、 IBM、英特尔、朗讯等国际大公司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远集团是以目前拥有和经营约540艘船、2300万载重吨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船公司之一的雄厚实力，与香港的东方海外、台湾的阳明、日本的人川崎 汽船、新加坡的太平船务、韩国的韩进海运、马来西亚的国际航运、以色列的以量、英国的铁行渣华等世界大航运公司在全球32条航线上合作互租箱位，建立竞合关系。由此可见，在什么层次上建立竞合关系，反映的正是企业的实力状况。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都是某个地区的，那么你至多是地区级的实力Z如果是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对手、合作伙伴，那就可能拥有称雄全国的实力；如果竞争对手、合作伙伴都是国际上的知名企业，那么，你的实力也一定是傲视群峰、旗鼓相当了。加入 WTO，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在竞争或合作层面上的联系都将越来越频繁，但是成功的竞合关系最终还是取决于企业的实力层次。因此，有远见、有长远发展战略的中国企业家一定是勤于修炼基本功、率领企业致力攀越新的实力层次的。
大量地接触外部世界的企业家，无疑是中国企业家队伍加快成长的催化剂。我们常说要"迎接挑战"，其实正如有智者所云"迎接挑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挑战引进来，如同鲨鱼来了别的鱼才游得快一样"。只有到国际环境中去斗智斗勇、激烈应战，中国企业家队伍才可能经受锻炼、迅速壮大，才能分出良氛使大智大勇的强者胜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入WTO，实际是创建一种催生催死的机制，即对于那些"备战"或准备充分、已经有相当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言，意味着可以加快发展，是千载难逢的腾飞良机，定将"乘长风破万里浪"，展现出我国一代新型企业家敢斗必胜的骄人风采。特别是当那些束缚企业"走出去"的现有法律法规规章清理之后，企业就更有轻装上阵、加快发展的良好环境；但对于一部分基础薄弱、"备战"或准备不足的企业而言，则意味着加速消亡，加入WTO无异于接到"病亡通知单"甚至是"死亡通知单"。据有关资料，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近400强在华投资设厂。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已超过16万家，截至 1999年底，其就业总数约达 20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人口的约1/10。1999年在华外资企业的进日和出口总额都分别接近900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比率分别为 52％和 45％。世界优强企业的进入，必然带来全新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思想，从而在文化、观念等方面的激烈冲撞中启迪人们开阔思路，以调整和提高中国企业家的总体素质。
不久前，西门子管理学院院长舒墨先生在《中国企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方经理人缺乏的素质》的文章。该文从性格特征、能力与技巧三个方面对中外企业经营管理者（主要是经理人）作了比较，颇有意思。例如从性格特征上看，"工作中如果出现了问题，中方经理人不是主动地做出反应；由于成长环境和文化教育的不同，外方经理人可以很快做出反应；特别是在上司不在办公室的情况下，因为要将任何有损
公司业务、合同与形象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而中方经理人对问题认知的角度则完全不问，他们"更多地看到问题的出现会不会影响与上司、同事、客户及其他决策者的关系，而不是去真正地分析问题，找原因。结果是问题出现了不通知相关人员，甚至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当上司意识到问题时，已没有回旋的余地。面对问题，外方经理人有充分的准备承揽职责并且认为这是对个人的挑战；中方经理人只有在共同信任和忠诚的基础上接受职责，因为忠诚度是对人而言，而不是对公司或业务。"
"我要培训"网络公司总裁苏姗女士也从自身在华工作的丰富实践中，发现了很多中外经理人发生文化冲突的典型事例。她说，任何一位从美国派来的外企中国区总裁经理都经常会为一些奇怪的现象感到困惑。例如在美国的"大脑风暴"小组会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见。经理人觉得这是最好的机会，让老板、同事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但同样的机会在中国，效果却完全不同。"无论我如何启发他们、甚至给他们奖励，做小游戏，都没有人站起来讲，偶尔讲起来的都会写得工工整整，甚至连 ABC语法都要反复改了很多而不是把第一灵感讲出来。中国文化追求完美但并不容忍过程中的不完美，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想法完美无缺再讲出来，要不然会很失面子，被别人笑话。直到现在，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依然有这种思维惯性，但是和方经理合作，他希望得到的是你第一时问里的想法"。她还提到另一类主要发生在外籍老板给中国经理安排业务时的化冲突。例如老板问："希望你一个星期内做ABCD，你可不可以做得到？"如果在美国，经理会说："你下达的任务太多了，一个星期我没办法做到，对不起，我只能做AB，CD只能是下个星期做"。老板会很尊重他的请求；因为这说明他很坦诚也很负责任。在美国，"承诺的事情是不可以做不到的，否则你就失去了信任"。但在中国，通常老板得到的回答都是"可以"、"没问题"，而到需要交卷时、9 9％给不出满意的答案，不是草草了事，就是半途而废，还会找出一大堆借口、而这时任何解释都已失去意义，因为他已失去了老板信任。这种冲突的原因就在于，外方老板需要的是一个能正确评估自己能力、知道这个任务需要多少资源和能否按时完成的经理，如果没有这样的判断能力；他已经不配作经理人了。但中方经理的担忧在于，"老板交给我的活儿，如果 我说做不了，那就等于无能，就会被他炒鲸鱼。"实际上中方经理人的担心有些多余；因为每个人都有学习过程，真诚地讲出自己的困难，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尊敬和肯定。她指出；在西方，每个员工用99％的精力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做的事情和责任，很少把眼光放在别人身上。如果看到别人的成绩比他高，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这个人用什么办法得到肯定、他和我的差距哪里、怎么超过他，在这种观念带动下，整个公司业绩才会不断提高。
应当说、上述分析以及由此传导的一些文化理念是很得中国企业家和经理人悉心体味的。而且加入WTO，中外企业家在更为紧密的竞争、合作关系中一定会遇到更多更为复杂的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应老老实实地多一些向先进看齐的心理准备。对中国企业家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必须树立一种面向全球的态度，同时还应具备对世界多样性的深刻理解和将不同态度融合在一起的突出能力。经济全球化，首先是企业运作全球化，包括企业家队伍全球化。比如早在20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美国陶氏化学公司最高管理层的22名成员中就有10人不是美国出生的，有17人拥有国际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士 ABB公司董事会中。 有7名成员来自4个民族，所有领导人都具备国外经验和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董事会这个层面上；三菱公司总裁慎原捻被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吸收至董事会，佩尔西·巴纳维克被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接纳。联合利华公司则在全球化进程中将大批管理人员调往世界各地，其培训中心每年都培训来自美国境外的管理人员300至40O名左右。中国经济在加入WTO后的未来发展中，是否有切实绩效，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大标忘，一是吸纳了多少外国企业家或经理人到中国企业任职，二是什么时候能有国际级或世界级的大企业家在中国企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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