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传出风声，将以居住证为条件，限制外来人员购房。尽管1月3日，上海市房地资源局已书面声明，不存在限制外省市来沪人员购房的政策，《解放日报》却在1月8日“观点”版头条，刊出华东师大教授余南平的文章，题为《谁是真正有资格的购房者》，为之前传出的政策取向作辩，提出不为外来人员买房设限，会损害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在笔者看来，余南平的这篇准社论文章，几乎通篇都是谬论，充满似是而非的误导，以及强词夺理的狡辩。这样的一篇荒唐文章，被上海市委机关报重磅推出，如果不进行驳斥的话，不但有悖笔者的良知，还会影响决策者的形象，引发民众的思想混乱。
余文首先提出，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投入了公路、医院、学校等公共产品，而在一个城市里，只有“这个城市的公民”，才可以“问心无愧地享有”它们。他还声称，这“符合古希腊城邦社会最原始的公民共享原则”。对此笔者想要问的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只为本地户籍和有居住证者服务？余先生说，“公共品的投入来源是所在城市的政府公共财政开支”，这话不错，可外地来沪工作、生活的人员，是不是城市财政的贡献者，是不是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公民呢？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公共产品只配由部分“公民”享用，那城市中的外来人员，岂非也应不让他们到公立医院看病，不让他们乘坐廉价的公交车，不让他们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如果说，作者以“古希腊城邦社会最原始的公民共享原则”，来证明公共产品不应服务于外来人员，仅是将“共享”偷换为“排外”概念的话，那么，作者以买房者没交物业税为理由，来反对跨地区持有物业，就属于虚设论据的死搅蛮缠了。作者说，在中国物业税出台之前，以居住证为管理核心，反对跨地区持有物业的政策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公平性和合法性的。笔者十分不解，对个体公民，“法无明确禁止即许可”，未来才有可能出台的规定，岂能作为当前政策的依据！西方很多国家已取消死刑，难道在中国废除死刑之前，我们可以按身份定规则，将一些依法该判死刑的人，改判成有期徒刑吗？
作者提出，出台以居住证为管理核心的限制性购房政策，不仅不会损害上海国际性开放城市的形象，还会让公共产品的投放更有效、覆盖面更广，更有利于增强上海的凝聚力及地域融合，在笔者看来更是荒唐无比。作者的理由是，高房价固化了人才的流动性，还让在城市生活和劳动者，无法轻松地从事创造性活动，必须让居住成本得到控制才行。对此，笔者且不去说上海的房价高企，主要原因并不在外来人员买房，而只想向作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上海建设发展所需的“百川”，是否仅是那些高层次人才？只让外来者中的人才享受公共品，公共产品投放的更有效、覆盖面的更广，体现在何处呢？
毫无疑问，公共资源的配置需要公平，不能完全交给市场进行。但对这点应当有正确理解。一方面是该交市场的东西，不应以行政手段去干预。比如建在上海的商品住房，尽管周围有不少公共资源，但住房本身并非公共资源。何况，说以居住证限制外地人购房，是为限制外地购房者空持物业，可那些空持物业的外地购房者，不恰恰没去享用本市的公共品吗？另一方面，公平配置城市公共资源，需要全面、真正的公平，包括考虑外来人员，考虑普通劳动者。众所周知，上海居住证的发放极其苛刻，多数居住在上海的外来者，根本无法获得居住证。就算按作者的“奉献、回报”原则，那些为数众多的无证外来劳动者，每天都在为上海的建设奉献着，凭什么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不让他们享受到应有的回报，甚至在商品房的购买上，也为他们设置不合理限制呢？
余文最后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变迁轨迹来看，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任何政策的制定，均会受到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这话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句“普遍真理”，当不了荒唐政策的挡箭牌。当下的中国，正加速推进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中央更是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让流动人口分享民生善政的要求，上海若画地为牢甚至开起倒车来，必将严重损害改革开放龙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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