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广州住房市场出现的“一个地方集中某个收入层的群体，另一个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收入群体”问题，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指出，开发商建房，不要让不同收入的群体住在不同的地方，一个项目既要有富民区，也要有贫民区。（1月20日《新快报》）
众所周知，“不同收入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这种发生在城市的贫富分居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房产界大嘴任志强曾因抛出“出现"穷人区"和"富人区"很正常”的观点而饱挨板砖。其实，从纯市场的角度考虑，这样的观点虽然不遭人喜欢，却在很大程度上早已成为一种现实。地段决定房价，房价决定业主，如果纯粹通过市场获得住房，贫富分居无疑是一种必然。
贫富分居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容易造成阶层之间的隔离和情绪对立，加剧阶层的再生产，同时具化和放大社会贫富分化的负面影响。任何负责任的政府当然都不会乐于看到这样的景象，正如有论者所言，“这不是社会主义景观”。但是，指望开发商在一个项目里“既要有富民区，也要有贫民区”，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结果恐怕只能沦为一句空话。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贫富分居问题事实上只是贫富分化问题的一个“副产品”，或者说表现形式。因此，政府抑制城市贫富分居关键仍在抑制社会贫富分化。公众之所以对贫富分居问题反应强烈，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富人财富来源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质疑。如果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穷人之所以沦为穷人，是完全建立在公平博弈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特权与不公平规则的产物，那就只会有“羡富”不会有“仇富”。
其次，政府必须避免表现为贫富分居的推动者。贫富分居之所以在近几年表现得如此抢眼，与房价的无理性高涨密不可分，这又离不开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经营土地”的良好成绩。有一种说法叫“将穷人赶出城市中心”，这种房价高涨的直接结果，实际上正是城市贫富分居的“最极端形式”。穷人如此顺利地“被赶出城市中心”，原因不仅是资本为恶，同时更有政府轻视私人产权和权力追逐私利的因素。
再次，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政府应做到向所谓“穷人区”更多倾斜。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丰富的公共物品和完善的公共服务多集中在城市中心，被赶出城市中心的穷人只能获得非常不完善的公共配套服务，他们必须一边忍受不便利的生活和拥挤的交通，一边付出比富人更多的生活成本和出行成本。公共物品供给的“贫富分居”，是政府最应该也最有能力认真改善的地方。
尤为重要的是，不能让所谓“富人区”成为特权的代名词，不能让所谓“穷人区”成为低人一等的象征。比如，政府不能以富人视角的“美化城市环境”名义，随意剥夺穷人在“富人区”讨生活的饭碗；政府更不能以旁观者的姿态，容忍富人对大自然留给全体国民的优美景观和天然资源的肆意瓜分。
一言以蔽之，公民权利的平等和财富分配的公平，以及政府“关怀穷人”的实际行动，才是政府履行抑制城市贫富分居重要责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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