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气氛显得非常糟糕，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那些认为全球化、科技发展和市场经济可以解决世界难题的人似乎都不出声了。受到指责最多的是那些银行家，在次贷危机、许多金融机构面临灾难和股市低迷的背景下，这些“宇宙统治者”似乎再也不像以往那样无所不知了。当然，今年在达沃斯受到指责的不仅仅是这些银行家，还有他们的监管者，也就是各国的中央银行。
参加国际会议的人都习惯于听到美国人教训其他国家要更加透明，今年的达沃斯依然有这样的声音。我也听到了这种陈词滥调的质疑，其中包括一位美国的前财政部长，他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就大声叫嚷着“透明度”，现在又喋喋不休地要求主权基金更加透明（他压根不提美国或欧洲的对冲基金）。
不过这一次，一些发展中国家会忍不住站出来批评这种“伪善”，甚至对美国目前正面临的困难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当然，这种情绪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他们也担心美国经济低迷对自身经济的影响。
难道美国没有告诉其他国家让美国的银行进入它们的市场以便教它们如何经营它们的业务？难道美国没有吹嘘过它出色的危机管理体系，甚至制定了一个新的监管体系（称为第二代巴塞尔资本协定）？然而至少在对这场危机的记忆消退之前，第二代巴塞尔资本协定事实上已经“死”了。
银行和信用评级机构迷信金融炼金术，它们认为金融创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差的抵押贷款变为值得给予AAA评级的优质证券。但是现代金融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重新打包的风险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就好比如果我们知道奶油和脱脂牛奶的价格，我们就能计算出含1%、2%或4%奶油的牛奶的价格。通过重新打包也许可以产生一些价值，但绝不是像现在这样能获利几十亿美元———银行通过把次级抵押贷款分割、重新包装，其价格就远远超出其实际价值。
更糟糕的是，银行没有理解风险管理的第一原则，也就是分散风险只有在这些风险相互没有关联时才有效，而大规模的冲击（比如影响房价或借贷者还款能力的那些冲击）可能会使所有的抵押贷款都出现不履行债务的情况。
我在达沃斯会议上指出，中央银行们也犯下了错误，它们误判了经济下滑的威胁并且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它们等了太长时间才采取行动。货币政策的效果至少要过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得到反映，所以中央银行需要预先采取主动行动，而不是到出现问题时才做出被动反应。
更糟糕的是，美联储和它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许帮助制造了这场困难，他们鼓励家庭接受有风险的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并且一再向那些担心房地产泡沫的人保证市场上最多只有一点点“泡沫”。通常，达沃斯的与会者会倾向于支持中央银行们，但是这一次，在会议结束时进行的一项投票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支持我的观点。
有一个中央银行的行长辩解说，“没有人能够预计到这些问题。”但这种说法只获得了极少的认同，这或许是因为参加达沃斯会议的一些人，例如我，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反复明确地警示即将出现的困难。我们唯一没有预测到的就是银行的借贷体系到底有多糟糕，这些银行到底有多不透明以及它们的风险管理体系到底有多失败。
观察不同的文化对于正在上演的这场危机的不同态度，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日本，一家大银行的CEO会向他的员工和他的国家道歉，并且会拒绝领取他的养老金和分红，以补偿那些因为公司经营失败而遭受损失的人，他甚至有可能会辞职。而在美国，唯一的问题是董事会是否会迫使一位CEO离开，以及如果让他离开的话，应该支付给他多少“分手费”———离职津贴。当我问一位CEO是否讨论过归还奖金的问题时，回答不仅仅是简单的“没有”，而且他还气势汹汹地为现有的奖金制度辩解。
这是过去20年来美国发生的第三场危机了，前两次危机是1989年的储蓄信贷机构危机和2002年的安然、世通公司危机。被解除束缚的市场也许给CEO们带来了更多的奖金，但是它们并没有通过所谓“无形的手”给社会带来幸福。除非我们在市场和政府间获得更好的平衡，否则世界依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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