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对于创造概念的热情远远高于脚踏实地的工作——当“中国制造”还打着质低价低的印记时，我们要做的却是撕掉它，贴上一个“中国创造”的新标签。
在美国的管理思想统治着全世界的时代，德国的管理风格或许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然而俯下身，从德国制造的历史中，我们却能照到中国制造的影子。
100多年前，德国还是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德国制造的标签最初是由英国人特意想出来并加到商品上的，为的是防止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想像中的竞争者的次货。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德国制造反而成了质量优异和制作精良的标志。
大工业的发展对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人也对大工业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据说，在笃信宗教的中世纪，德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比作基督的身体。在这个比喻里，机体要健康，社会各部门都要发挥各自的作用。后来，宗教影响减弱，这一比喻逐渐不用了。人们把社会比作一部庞大的机器，只有每个部件都起到应有的作用，整体才能顺利运转，从而有助于实现更大的利益。
如果说“破坏和重建”是美国商业创造奇迹的主要特点，那么，“专注和秩序”则是德国崛起的奥秘。
德国人的哲学是朴素而实用的。外部的世界总是充满诱惑，然而德国企业却是如此专注。他们把市场定义看做他们战略的一部分，通过仔细观察顾客的需求，他们将各自的市场定义得相当窄。他们追求小而专。但即便是一个细分的小市场，他们也要成为主宰者。正是由于专业性强，因此尤其适合制造业中产品种类多、技术要求高、发展快的特点；正是由于企业完全独立经营和决策，因此他们必须不断采用新技术、重视产品的质量和公司的信誉，否则就很容易在激烈的竞争中垮掉。
当美国的管理思想界提出“尽情地享受混乱，混乱会带来财富”的时候，德国人却在尽情地享受秩序带来的安全。德国是一个推崇秩序的社会，似乎事事都有规矩可循。德国人没有“侥幸”这个词，无秩序、无质量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天理不容。今天，当我们苦口婆心地呼唤创造优良品质的时候，在德国人看来，事情本该如此。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刘立群所言，“中国制造”不应当总是靠廉价，而应当靠过硬的产品质量。看看下面这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差距与根源。在德国，技术工人的收入和硕士毕业生的收入大致相同，甚至比后者还高一些，高级技工则更高。在发达国家技术工人的构成中，初、中、高级技术工人的比例一般是3.5∶5∶1.5，而我国目前是6∶3.6∶0.4。没有优秀的、熟练的技术工人，质量又从何谈起呢？
不谈制造，我们又谈什么创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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