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再出食品安全事故，虽然尚不能断定其含黄曲霉素M1超标奶品是否流入市场，但可以肯定的是，黄曲霉素M1超标的奶品将可能导致食用者致癌。
12月26日，蒙牛集团相关人士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造成产品不合格的原因是当地个别牧场的一批饲料，因天气潮湿发生了霉变，使得奶牛在食用这些饲料后原奶中的黄曲霉毒素超标。”
不管发生霉变的饲料来自蒙牛自办牧场、还是来自牧民散户，使用霉变饲料、甚至过量使用添加剂，早已成为我国畜牧业的潜规则，亦已成为我国畜牧业发展的痼疾。
前有三聚氰氨、现有霉变饲料，奶品企业当然知道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伤害。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或默许之的背后，除了相关奶品企业的谋利冲动、监管体系的不完善、执法环节的过于宽松等因素，一个更为结构性的困境是，我国满足健康养殖的耕地需求严重受限。
耕地供给之于畜牧业需求的矛盾，已日益成为我国奶业难以突破的困境。2008年三聚氰氨事件爆发后，在国家高额补贴的刺激下、在奶业安全自身的倒逼下，大规模的养殖小区纷纷建成，但是在规模养殖大增的同时，奶业健康发展所需的耕地却难以突破，之于未来这种结构性困境将更为严重。以我国当下人均牛奶需求测算，如果采用健康养殖方法，其所需增加的牧草种植、以及养殖面积，将要增加500万亩。以此为标准，在2020年我国人均牛奶需求量进一步增加时，将需要1600万头以上的奶牛存栏量时，届时所需增加牧草种植和养殖面积将要达到2000万亩左右。
这仅仅是健康发展奶业所需增加的耕地面积，如果再加上其他畜禽蛋奶健康养殖的需求，到2020年我国所需增加的耕地将在4000万亩左右。
如此巨大的耕地需求，对于已日悬于18万亩耕地红线的我国而言，必然是难以承受的。更何况，据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显示，到2020年新增建筑用地将占据585万公顷，虽然其中125万公顷将利用未开发土地完成，但对耕地的侵占仍将达到460万公顷（6000万亩左右）。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再算上我国1600万亩的退耕还林欠债，那么之于耕地本已紧迫的我国而言，健康养殖所需的4000万亩耕地必然会难以“安置”。
当然，在相对有限的耕地资源下，亦存在一个如何取舍、孰轻孰重的问题。同为耕地紧张的日本，其奶农种植饲料的人均耕地面积，即达到粮食种植人均面积的4倍，即占日本农户1％的奶农，占用了日本约10％的农业用地。
以日本为例，并非意指我国亦应大幅降低粮食种植面积、以弥补健康养殖之需。因为，对于大豆已沦陷、小麦玉米亦已陆续进口的我国而言，粮食种植所需耕地面积本已难以为继。健康养殖为需增加耕地面积，只能从约束建筑用地中“挤出来”。当然，理论上还可以通过开垦未被开发土地进行调剂，但是面对我国亦同样严峻的生态恶化、以及已有的1600万亩退耕还林欠债，这条路亦很难走通。
屡禁不止的奶品安全事故，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再次敲响了警钟，我们应对违法者、违法企业有法必依、严惩不贷，应理顺监管部门九龙治水的纠结，更应将监管流程从超市、餐桌追溯至农场、牧场。
但在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更应反省耕地之于奶业、乃至畜牧业健康发展的结构性困境。正是历年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对耕地的侵占，才使得当下健康养殖所需增加的耕地捉襟见肘。而之于未来，在现已展开的“海外屯田”以补自身耕地之缺之外，更应大力约束新增建筑用地对耕地将形成的侵占，以给未来需求更大的健康养殖所需耕地预留空间。
本文发于《国际金融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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