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的是关于社会新农村建设若干问题，分三个问题讲。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的新的形势，第二问题是讲中国农村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第三个问题讲中国农村改革面临的新的形势。根据我的时间的安排，第一个问题少讲一点，重点讲第三个问题，中国农村改革面临新的形势，讲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因为近年来，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农村这两年形势比较好，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在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矛盾没有解决和消除，解决三农的问题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是全党工作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以往的经验，什么事提到重中之重，第一非常重要，第二说明非常难解决，什么重要的东西提得比较高，但是解决起来确实比较难。我们知道有教师节，问题比较严重了，从来没有听说有老板节和大夫节，这个的话，过去的经验证明，仅仅在农业农村领域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症结不在于农业农村自己自身，而在于和农业农村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体制，原来说三农问题解决功夫在诗外，跳出三农看三农。但是我们过去讲跳出三农看三农，如果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和谐社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发展观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调整，农业和农民领域推行各项措施要与之相适应，跳出三农还要回到三农，我们过去强调解决农业问题，我们要发展非农产业，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工业化进程，解决农村问题要促进小城镇建设，解决农村问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鼓励农民进城，往外考虑，非农化就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是往外的，但是这些方面一部分农民转移出去，城市化加速了，非农产业发展了，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这部分农民怎么发展。我们最终农村还要留好几亿人，我们即使城镇化水平提高到60％，五亿人，还有六亿人口，这部分人留在农村，我们如果说这样的人留在农村是老弱病残，农村是凋敝的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的农村，我们谈什么小康社会，谈什么社会主义新农村，谈什么和谐社会，都谈不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农业怎么有竞争力，保证农产品能够供给，以保证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怎么样加速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使农民的权益能更好得到维护，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症结、管理民主，来描述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对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描述。
第一个问题，中国农业发展面临新形势。第一，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当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中国农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从八十年代初的30％降到近两年15％以下，整个经济发展，农业的份额是越来越低的，农业的重要性是相对下降的，为什么我们各个地方管农业这些领导，往往在领导班子处于弱势的，整个重要性，招商引资等其它。
第二，现代农业发展之后从田头到餐桌链条越来越长，生产资料供应、保鲜、运输、分割、批发零售各种产业不断涌现，产前、产中、产后形成越来越多的阶段和环节，在农产品最终价值当中初级产品占得份额越来越低的，这一块意味着现在中国差距还比较大，比如说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生比是3：1/4：1，有的各个省好的话1.6：1，差的0.5：1，这就意味着，差距，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巨大的发展空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并不意味着原来种粮食，现在不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整个属于战备性的调整，不是你也调我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低水平的重复，这样的话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农业农村战略性调整，中国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第二个问题。
整个链条长了之后，要进行战略性调整。随着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者，生产经营的规模逐步扩大，专业化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承受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更大，收入不确切性也在增加，自己办小农，本身的风险是非常有限的，我养一口猪两口猪，杀一口猪卖了，如果有口蹄疫，有猪瘟死就死了，到市场卖差一毛两毛差异不大，我成为专业养猪大户，有猪瘟死亡后，是毁灭性的差异，价格差一毛和几分，对我来讲是巨大的损失和巨大的盈利，专业化、商品化程度越大，承受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越大，收入预期上的不确定性也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务农劳动者通过何种方式获取或分享初级产品进入二三产业后的增值利润？如何减少他们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这是从事农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无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关键问题是满足市场需求，增加农民收入，要规避市场风险和规避自然风险，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里，占领市场份额打出品牌，制定和实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对初级农产品进行加工。
在农民与市场的链接上，必须要发育相应的组织载体或契约形式，使农民的产品能够顺利进入市场，实现其价值；使务农劳动者通过这种组织载体或契约能方向初级产品进入二三产业的增值利润。
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必然导致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只有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的有效途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载体。
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农户的构成发生了变化。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当时我们的农户里边纯农户和一兼户占80％，八年之后现在的农户的构成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根据第二次农业普查我们才能得出结论，现在有一个判断，现在应该说，中国的农户大量小规模兼业农户和少数专业大农户并存的局面。今后一部分小规模兼业农户发展专业农户或者专业农户，小部分的小规模兼业农户可能发展转为第二兼业，现在农村的形势大量的小规模兼业农户和少数兼业农户并存，怎样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促进农村的发展，很大程度我们在现在的农户构成上，能不能促进以专业农户为主体农业经济组织的发育。
当前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先导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八十年代初联产承包制后一些同志提出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发展方向，成为一种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基础上新型的统分解和、双层经营体制。他们出现的一些苗头的东西可能代表中国农业基础经营制度和农业产业经营未来发展的一些趋势。今天具有的发展水平、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已经发挥作用和遇到的问题，比其他地区可能显现更集中、更全面，脉络更清晰，从而昭示其他地区的明天。我们原来讲的，中国的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市场化、商品化、专业程度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知道，九十年代提出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山东潍坊、山东的同志，全国的国家各方面的同志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但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个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但是农业化产业化经营内涵的东西实际上是很早就有的。五十年代的时候，美国提出农业平均一体化水平一体化垂直一体化经营实际上讲的就是产业化经营。
九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当时搞的农经商，华国风同志到南斯拉夫考察，大家记得很多地方乡镇具有农工商总公司，那个时候你提产业化经营当时是很难得到实践中的验证。当时农工商没有很大程度成为一种规模和趋势，现在我们讲，农业产业化经营也好，我们现在的结构调整也好，正是因为发展到这个阶段，发展阶段有了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个词，现在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各种新的提法一有了之后，给从事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的人提供了不少的就业机会，大家讲这个问题怎么说，讲座也好、采访也好，文章也好，但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规律性的东西，在很早的时候，在八十年代都已经提过了。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形势。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由于市场配置资源基本规律，要素总是向生产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城乡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在短期内是难以缩小的。
到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12％的实际速度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5.5％实际速度增长，根据我们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建立的模型这么确定的。即使到2010年十一五期间，整个的城乡收入差距还是扩大的趋势。
所以在经济上的任务是什么？经济上这方面由于要素，由于资源优化配置，市场规律起作用，所以我们在经济上的任务是靠市场的力量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的作用，政府这方面的职能，创造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环境。所以，现阶段调整城乡经济关系，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主要是努力抑制城乡经济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减弱城乡经济差距扩大的强度，积极为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创造条件，使差距扩大到开始缩小的拐点早日到来。差距是不可逆转的，但是我现在的话，使差距的扩大的强度减弱，使差距由扩大到缩小，拐点能早日到来。这方面的话，我们应该在社会方面，我们应该强调公平分配，也就是说，首先是能力培养。因为现行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剥夺农民及其子女的能力，也就是说给你一个机会，你本身没有这个能力运用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农村如果说劳动力素质很低，即使有这个机会，但是没法用，劳动力供给的需求本身是结构性的失业，有时候需要高素质的人工作找不到这样的人，很多大的低素质的人摆在那里，这样的话，即使给它几乎没法运用，最大的剥夺是在于能力上的剥夺，没有为农民和子女提供其它社会人士公平竞争的起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难以提升，就业机会难以获得，农民收入难以增加。
基本上来讲，基本判断是获取和使用几乎能力的剥夺体现社会事业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又滞后城市，03年的时候非典之后温家宝总理深有体会，社会事业发展落后于经济社会，农村的社会发展落后于城市，实际上造成对农民及其子女能力的剥夺，使他们不能有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教育农村人口初中及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农村人口的39.1％，城市是占65.4％，农村中学生的数目是城市的4倍，农民中学生教育得到国家教育经费只占38％，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仅为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有些地方原来已经解放后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灭绝的疾病又卷土重来，比如血吸虫病，80多万人，威胁的人口达到6500万人。
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差距是22：1，人均社会保障费差距24：1，三分之一的农村五保户得不到供养，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占中国人口60％或者70％的农村人口得不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最基本的公共的服务，这样一个社会，显然还是二元社会，这样的社会和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要加速农村水事业的发展。
这方面的话，我们要靠地方财力是很难的，因为地方上很多财力不足难以支撑社会事业的开支和发展，如果通过市场化的途径，3按市场付费，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穷人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得不到保障。城市里很多情况下，花天酒地，在农村最基本的保障公共卫生、意料基础教育等各方面都得不到保障。改革社会保护的体制，调整收入再分配格局，创造保护和促进弱势群体的能力，使他们在上其他人利用机会，得到机会，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竞争。
在这个问题上，经济上的差距短期很难缩小，市场规律起作用，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供给方面的差距，在短期内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有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是完全可能的，国家在这方面是有责任，也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这方面应该是国家负责的，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差距，并不是不可以的，并不是不可能的，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说没有做到，那是国家的失职。
2005年号称是改革年，现在回过头来盘点的话，改革的力度还是不够大的，而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物质保障和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呢？所以我的答案是，必须深化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农村改革。所以这方面的话，05年别的措施没有，改革年改革什么呢？在农村领域有一个大的改革，就是农村税费体制的改革，也就是免征农业税，大家知道到06年，全国都不再征收农业税了，所以征收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税费改革征收的内涵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税费改革现在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农民说有史以来的皇粮国税到现在居然不交了，一是共产党好，上上下下都感恩颂德的，实现免征农业税的目标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解决的问题可能没有引发和凸现出来的问题多提供一个契机，深化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了条件。深化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势在必行，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免征农业税之后，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比较大的地区，在总体的财力当中，上级补助收入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像这些地区已经从吃饭财政沦为名副其实的要饭财政。农业税尤其是西部地区，包括中部的农业大省，农业为主的县，这样的话，原来农业税在整个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样的话，农业税比重没有了，其它的税源又没有，只有靠上级补助收入，有的能占到90％以上，所以这样的话，整个县级财政所有收入，远远不够县级财政所有人收入工资。
很多乡镇，农业税本身是一个小头，我们还有村提留、乡统筹，有很多地方的费，摊派和负担，农业税给我们这些也相应的消除了，乡级政府的地方税收全部上缴县财政，有的乡镇一年没有任何财政收入，除了支付干部工资，办公经费，办公经费一年六百块，完全靠县财政，我说这个地方光是落后地区吗？后来听同志说，发达地区广东一个镇，镇政府唯一可支配资金就是超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二十万，市政府每月划拨办公经费4000元，乡级收入大缩水，各项支出依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现在财政全归县，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财政基础已经丧失殆尽。一个县不是吃饭财政而是要饭财政，有财才有政的，财靠要的话，这个镇怎么体现，镇怎么运行？这现在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为了完成财政收入的任务，弥补手指缺口，地方财政加大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造成非税收入的比重上升，免税兴费的倾向是有所抬头的。这个问题确实给我一个教训，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是免征征税产品，产生搭车收费的根基和平台，农业税不到四百亿，村提留、乡统筹再加农业税有了三个口径，一千五百亿、一千六百亿、一千七百亿这是大头，农业税免除是小头，搭车收费的平台没有了，不能给老百姓收这些了，这样的话，把平台消除了，老百姓的负担能够有比较大的减轻，同时也使我们的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免除农业税我不同意，有一些老领导，交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农民有纳税的意识，交一分钱也是交，也是一个意识，现在纳税不要的话，没有这个意识的话，这怎么行。后来我就说，农民免征农业税并不等于他不纳税，在买消费品的时候，他是在交税，买生产资料的时候也在交税，以后从事工牧业交扭转税和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收入达到一千五百块钱一个月交个人所得税，免征农业税不在乎三四百亿，关键免除搭车收费的平台，这样的话使我们的改革能够进行，看来我这个认识过于主观，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
现在很多地方非税收入增加了，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一个县大概增加几十万，两口子生两个孩子，有的超生之后，超生一个罚没七千多，江南罚两万多，另外一些地区一事一议变成固定收费，两工强行以资代劳，农用车管理、生猪屠宰、农民建房、土葬村民缴纳土葬费用的罚款，把这个口子堵上，该收的钱免了，很多事在这儿，人在这儿，要活要干，要完成任务怎么办，必须要通过其他的来收，制度上的根源没有解决，免征农业税，消除平台免费还要兴费，倾向还是有的。
专项资金被挪用，配套资金无法落实。要饭财政维持不下去怎么办，只有挤专项款，第二年再用新的专项款补，来化解，专项款上级要求非常严格，有严格的制度，如果发工资发不开，吃不开，什么钱都可以用，这是生存的问题。乡镇管得比较严，有的乡镇镇长没办法，实在活不下去，我们斗胆挪用专项款，这些情况不是个别的情况。地方政府配套，配套有些问题，尤其是穷的地方，吃饭财政都没有，要饭财政拿什么配套，最后结果不是做假，增加农民负担造成新的挂帐。
围绕农村土地的利益问题成为焦点。地方裁员枯竭使得各个利益相关都把目光集中在农村土地上。法律制度是问题的底线，但是底线被突破是司空见惯的。
农户通过各种方式占据宅基地，村和社以土地补偿费作为集体收入的来源，政府征地，企业通过政府和村来占地。
这方面的话，很多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对土地进行征用，任何土地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和其它形式非法占土地。公共利益是很难界定，有些打公共利益的妻子，打着公共利益的名义，实际上背后是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情况不是少数的，所以我们说公共利益，我来征地，实际上最后是交通局也好，最后是路也好，水电也好，最后都是大的集团，大的公司，有些农民告诉说，国家公共利益征完地，国家把地开发了，高速路、收费等之类的，包给其它公司了，等于我是为国家做贡献，但是国家考虑到我的利益了吗？公共利益，公共产品，这样的话，土地稀缺要素变成最廉价的公共产品，对农民的剥夺就随之合法化了。
要实行四个必须，实行落实科技总量的动态平衡，但是深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力资本的结盟是连接点是利益。现在山西煤窑官民结合，对所有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纸上的文件和地方政府开发商的实际利益相比都是苍白无力的。
借地生财，许多地方频繁发生围绕土地出让金产生的冲突，矛盾的主要焦点就是土地征地款的分配问题。
免征农业税对乡村治理结构未来的走向形成挑战，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但春秋的管理模式依旧占据统治地位。农业税和收费是国家和农民重要的纽带，是政府和农民之间谈判的筹码。免征农业税后，农民不怕干部，乡村干部失去一个社会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但乡镇干部也不需要为收税费用来源求村干部和农民，似乎可以不干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干部职能不能履行，该对老百姓做的事不做了，导致农村公益性事业发展，这改革的初衷是相违背。
以往的干群关系发生变化，原来是传统型管理型的模式变成服务型的，从原来我们说的高度集权自上而下改成相应自治模式比较高的，从上到下，对各地政府的管理模式还是沿用计划经济那一套行政命令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社会指标，从上到下，层层分解，完成任务、政绩、考核经济利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所有干部考核有多少分，每个项目多少分，GDP增长率，财税收入、招商引资，各个部门都有这种任务，完成任务一百万元有多少个，五十万美元有多少个，社会指标也有的，都是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现在构建和谐社会，地方又把阻止上访，防止媒体曝光作为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修路盖作为第一要务，所有这些指标任何一个口号来了纳入到原有传统计划经济格局框架当中来用，又是层层指标分解一竿子插到底，管理型的模式还是占统治地位。
出现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第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预地方和地方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突出表现税收分享结构严重向城市、向政府的上级层次倾斜。
94年当时分税制划分造成中央和地方权力重新划分，基层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让人民办，底下向老百姓伸手，最后把负担转嫁农民头上，触犯农民的利益，形成农民与集体、甚至地方政府的纠纷和抗争。04年各个主体税种实行省、市、县共享，提高县一级的上划比例，县级政府从国税中得到的分成比例，增值税25％降到20％，县级政府从地税中得到分成比例，营业税从1000降到50％，个人所得税从50％降到15％，企业所得税从50降到15％，城市建设维护税从70％降到50％。
目前财政体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有增长潜力的所得税划为共享税，共享比例往上调整，县和县以下的财力进一步减少，要保障的方面是越来越多，一个县几十万人，上百万人，欧洲卢森堡2500多平方公里，44万人，我们的每个县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卢森堡那样的规模，但是我们和他们的经济实力没法比，中国两千多个县达到卢森堡的，中国不得了，我们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和连接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平台和主战场，它应该是最有活力的经济，完全靠上级补助维持运转，吃饭财政变要饭财政，靠挤占项目资金勉强度日的县域财政，这样的县域经济没有活力，没有一点发展潜力的县域经济，显然和科学发展观以为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相违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中央把钱拿去了，很好，通过转移支付往下拨，中央把钱拿去干什么？部门既得利益固化局面没有得到改观，而且加剧。财政转移支付总共一万亿万多数一点，税收返还40％，实际转移支付6000亿，专项转移支付占57％，财力性专利支付只占43％，也就是说有三千多亿是从专项资金，而财政性转移支付当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不到750亿，制度性、规范性的转移支付只占整个实际转移支付的12％，也就是说，三千多亿都是作为专项资金，专项资金到哪儿去了呢？都是到了各个中央和部门，部委办掌握大量的专项资金，拥有资源的配置权，北京支配资源的权力越来越大。林业部门是林业投资，农业部门农业投资，水利部门水利投资，部门利益的影响条块分割严重，条条专政导致地方事权的分割，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办法得到充分体现。农林水气在前几年全年财政用于农业农村一千多一个亿，发改委一个司可支配资金五百多亿。各个部委掌握大量专项资金的基本假设是各部门的领导是最高明，知道资源应如何配置最有效。政府作为优化的制度环境，不应该自己配置职员，自己不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这种判断只能由市场来做。政府是由部门组成的，部门是由集团组成的，集团由人组成的，人有利益导向的，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说各种政府控制资源的投向是专项性的，给哪些地区和哪些部门哪些市场主体的权利掌握一些市场政府部门手里，严重寻租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逼着地区上要千方百计争项目，贫困地区有项目才能生存，有的县委书记跟我讲，跑项目的学问太大，但不跑又不行，我们只有盯着项目，犯错误才有条件，没有项目，我们连犯错误的资格都没有。我跑项目的话，一个项目十万块钱，我成本花九万块钱我也核算，我还落下一万，九万花到哪儿去了，跑到各种部门、公关运作，我们花很大的力气，活动的力度不够大，力度大怎么体现，大家心里很明白。有的地方讲，处长的权力，防止处长权力腐败，制度上缺陷造成的，一个处长能掌握几百亿几十亿的批条子权。所以专项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部门腐败的根源，为毁掉一批干部创造了条件。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财政04年用于三农投入达到2626亿元，是97年的3倍多。05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近3000亿元。韩国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韩国政府用1％的财政用于新村建设，我想中国现在财政收入04年26000带，05年30000亿，我们用于新村建设10％，钱哪去了，分到各个部门，跑冒滴漏出现这个问题，前面吃紧后面紧吃，需要钱的，教育，公共卫生服务、医疗等这方面钱很短缺的，很多钱都是在资源浪费方面。
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和村组出现了反自治化的倾向。
第四，解决农村深层次矛盾的思路。第一，明确一个基本前提。把深化农村改革和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尤其是着力于中央和省一级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和县级综合配套改革，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协调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预地方以及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改革涉及到心里的既得利益格局能不能变，中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而是渐进式的改革，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我们的既得利益不断渐进组成起来，这些既得利益格局是固化的格局，很难改变的，谁从我兜里拿了钱不高兴，如果说集中精力、集中财力办大事，这样的话，动谁都不高兴，如果说把财政增量的主要部分用于农村的教科文卫，到具体部门吵得不可开交，我的不能减我的不能减，改革到现在能不能自己革自己的命，能不能促动现在的利益格局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能不能大幅度减少专项资金，从源头上消减中央各个部门配比出现的权力，建立规范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制，这要加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好改革的攻坚战。
所以这方面我们能不能把很多的改革力度加大，这点钱用在这儿，这点钱用在这儿，整个的合作医疗，农村的意料大病统筹，主要由中央政府包下来，农民剩余配套一点，我们能不能加快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尽快把农民的子女书本费都免掉，能不能完善农村的公共卫生体系，我们的钱不是没有，我们在这方面出现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大的前提下，农村发展第一要建立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真正由农民群众参与的制衡机制。一是我们要保证底下有财力，另外钱来了之后，能不能用，能不能用得好，能不能保证我们现在的经济不再变成干部经济，不再少数人贪污挪用，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制衡机制。
在财的方面，调整分税制的结构，二是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转移支付。第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每年从农民拿土地收入太多了，能不能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入市，土地增值收益有相当一部分返还到农村，改进分税制的体制，规范转移支付，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这样的话，财力完全可以保证农村的建设和农村各方面的公共事业。
另外，建立有效制衡机制，解决老板缺位的问题，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调整干部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很重要一条调整干部的收入分配结构，欠发达地区基层干部的待遇过于低，一个副乡长、一个乡长拿几百块钱是排骨工资、裸体工资、档案工资，一个乡镇党委书记一个镇长管几万人，他的级别和中央部委科员一样的，他的待遇和中央部委的科员没法比的，好人不想干，能人不来干，坏人抢着干，使资源办好事远远不够，就那么点钱，但是可以控制资源办坏事绰绰有余，几万人，几万亩地，想办坏事完全有条件，如果这样成为趋势的话，政权的瓦解就是非常担忧的事情。很多地方中国农民调查，基层干部土豪坏透了，坏的干部肯定有的，但是看到很多干部很多事情并不是他们要做的，很多事情根源在上面，小平同志当年讲得好，制度好，坏人不敢做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要变坏，很多问题根子在上面，表现在下面，最后还是制度问题。
国家要改革现行公务员职级工资制，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的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现在很难做，北京市现在大家知道，搞了3581，科级三千，处级五千，司局级八千，部级一万，按照统一的职务和级别相一致向北京靠齐，行吗，大学生文革以前毕业，一个月工资46，在中央46，到乡镇也是46，在乡镇拿46，很大一笔钱，比中央的46值钱多，在这种情况下谁不愿意到基层，到基层甘心里就平衡了，到现在在基层干，包括在省里，能够平衡。落实两个基点，深化宏观体制改革，尤其是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转换政府的职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现在改革到了攻坚的时候。
农民的问题，农民收入的问题，小康社会的问题，和谐社会的问题，农民增效的长效机制，最终跟宏观体制和整个大的体制密切相关的，而且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上改下不改，改了也白改，上动下不动，动了也白动。最后我占半分钟的时间，我念一段伟人的话：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是人的障碍，事情要由人来做，提倡放权，他让你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镇的体制改革，这是邓小平同志1986年6月28号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到现在已经20年，我认为这个讲话到现在还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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