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驾驭全局、精于协调的典范。他的协调艺术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既讲究科学性，又有人情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
一、 相互理解，注重沟通
尊重、理解、支持和沟通是协调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邓小平与刘伯承共事多年，虽然两人相差12岁，而且性格、爱好、经历等也不尽相同，但是彼此之间却配合默契。这当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人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凡在129师和二野工作过的同志都说，邓小平非常尊重刘伯承，他经常说：“刘司令员年龄大、身体弱，司令部的同志要特别注意照顾他，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
在二人合作共事的13年里，他们总能从大局出发，不断沟通，互相理解和支持。1946年夏，我军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决定主动从陇海打出去。当时，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穰明德和刘伯承同坐一辆马车，刘伯承问穰明德：“你看把总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需要几部大车？”穰明德根据实际情况回答：“我看5部就够了。”可是后来的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生气，他找来穰明德大声质问：“你说只要5部，现在为什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群众会骂我们的！去，把各单位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叫来，我要狠狠批评这件事！”
按理，像军民关系这类政治工作是政委邓小平分管的，而刘伯承因为一时气急，没有和邓小平商量就把干部召集到一起，进行严肃批评。邓小平理解他的意图，不但和同志们一起认真听取了刘伯承的批评，而且在刘伯承讲完话后还强调说：“同志们，刚才司令员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虽然只有简短的几句话，却体现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理解、支持和尊敬，也体现了他善于应对特殊情况的沟通协调能力。
二、抓住原则，其余放开
邓小平协调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的、原则性的问题抓得住，小的、一般的问题放得开。
1953年，邓小平由地方调到中央工作，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这年12月，财政部开始编制1954年预算草案。为了编制好预算，邓小平找到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询问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什么重要指示。戎子和告诉邓小平，毛主席对财政工作有过不少指示，但在预算编制方面就只说了三句话：收入打足，支出打紧，留有余地。邓小平听后，沉思了一会儿，坚定地说：“主席这三句话说得好，这就是我们打明年预算的基本原则，你们就按这个方针办！”于是，财政部据此编制了1954年预算收支计划。到了1954年6月，邓小平在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的《关于1954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必须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可靠的稳妥的基础上”，执行的结果要力争“达到收多于支和有相当的后备力量”的目标，从而使1954年的财政预算与执行工作都搞得比较好，缓解了1953年资金紧张的局面。
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后，邓小平觉察到财政部的大多数干部都比较谨慎，主要是怕犯错误。邓小平就在部办公会议上明确地说：“你们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今天我同你们约法三章，我到财政部后，决策方面主要靠你们反映情况，如果你们反映对了，我决策错了，这个责任由我负；如果你们反映的情况错了，我根据你们反映的情况作了错误的决策，这个责任就要你们负，这叫职责分明。”短短的几句话，就把在决策问题上的职责分得清清楚楚。上面的原则抓住了，下面的工作也好做了。财政部的同志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和反映情况时，都是很认真、负责的，同时心情也是舒畅的。
三、提纲挈领，掷地有声
文不在长而在精，话不在多而在妙。邓小平做协调工作时，虽然常常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却是提纲挈领、掷地有声，使人心服口服。
1978年，安徽和四川的一些地方从当地实际出发，开始试行包产到户，不到一年就打了一个翻身仗，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广大干部，甚至有些党的高级干部，对这一政策不理解。有的说，包产到户是“右倾”，是同农业学大寨对着干；有的说，包产到户是向公有制开刀，是资本主义复辟。就连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也借“群众”之口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不能退回到分田到组、包产到户，顶住不分是对的。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刚刚出来工作不久的邓小平认为，必须协调统一全党同志，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使全党的步调一致、行动一致。于是，他找来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先是告诉他们，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特别提到了安徽“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搞了大包干，一年就翻了身。接着，邓小平话锋一转，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他的话语不多，但概括性很强，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使许多同志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改革开放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上。
四、 着眼大局，柔中有刚
协调工作不是不要原则，更不是和稀泥。邓小平做协调工作从来是从大局出发，对原则问题决不含糊，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劲。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把这一协调艺术发挥到极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为重要的问题。当时，在党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思想僵化，仍然信奉毛泽东晚年“左”的理论；一种是出于对“左”倾思想的痛恨，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毛泽东，甚至否定毛泽东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清醒地看到这个问题是事关党和国家历史和今后发展方向的全局性的问题。为了统一全党同志，特别是参加起草决议的同志的思想认识，协调大家的行动，邓小平先后几次在有关会议上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基于此，邓小平多次指出，写历史决议，必须坚持三条：第一，也是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是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顺利通过，成功而圆满地解决了怎样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全面、公正和科学的评价的问题，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威望，达到了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及全国人民思想的目的。
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做协调工作不能只是“指手画脚”，有时还必须现身说法，用事实来协调关系，这种协调艺术往往会起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邓小平协调工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就在于他很注重以身作则，把自己置身于被协调的对象之中。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这对于稳定当时的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又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即干部队伍老化和接班人培养的问题。而这恰恰又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要使那些刚刚恢复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退下来，让年轻人顺利接班，可以说是阻力重重。为此，邓小平找了许多老同志谈话，指出：“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拔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接班。”
为了协调这一问题，邓小平决定从自己做起，带头退居二线，让年轻的同志挑起重担。1980年，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向党中央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了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决定让他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此后，他不再过问中央的日常工作，实现了半退。1989年，邓小平又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从此过着普通老年人的生活。
由于邓小平言传身教的特殊协调方式，带动了党内一大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为年轻干部的接班创造了条件，对实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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