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为将帅者，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凡为督抚者，以不需索属员为第一义。督抚与属员交涉，以巡捕、门印、签押三处为最。明日起早经过地方，即是与州县交涉之始。兹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印、签押敬听而牢记之。
第一，不准凌辱州县。人无贵贱贤愚，皆宜以礼相待。凡简慢傲惰，人施于己而不能堪者，己施于人，亦不能堪也。往常见督抚过境，其巡捕、门印、签押即委员等，见州县官，皆有倨侮之色、严厉之声，实可痛恨。今当痛改恶习。
第二，不许收受银礼。凡收人礼物，其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渐而收及鞍马、衣料，渐而收及金银、古玩。其初不过投赠之情，渐而笑索授意，渐而诛求逼勒，贿赂公行，皆始于此。嗣后我巡捕、门印、签押，务各自爱，不准收受丝毫礼物。倘有隐瞒收受者，重则枷号棍责，轻则递解回籍。
第三，不准荐引私人。凡巡捕、门印、签押，势之所在，人或不敢不从。或其亲族，或其旧识，或荐至营盘，或荐入州县衙门，纵有过失，互相袒护，为患甚大。自此次告诫之后，概不准荐人入将领之营，入州县之署，亦不准各营各署收受。
以上三条，巡捕、门印、签押三处，各写一分，贴于座右。如其自度不能，即趁早告退；若其在此当差，即小心凛遵。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湘军将领们自然非常高兴，曾国藩自宿松赴祁门，沿途经过杨载福和彭玉麟水师，事先写信告诫杨载福迎接时不要讲排场：
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除黄石矶三、五里外，上下游各营，均不必禀见。方今东南糜烂，时局多艰，吾辈当屏去虚文，力求实际。整躬率属，黜浮崇真。
不料各营仍有大搞迎接排场的，曾国藩再度写信给杨载福、彭玉麟：
十二复雪弟一缄，十四复厚弟一缄，皆言力戒官样、黜华崇实之事。兹国藩于十六日抵横坝头，各营迎接已极热闹，特此专布，恳两君严戒各营，禁止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等，千万之恳。
曾国藩要求属下地方官要勤、俭、廉、爱民。为此他不厌其烦地一再告诫属下地方官。还是前面所说的批冯卓怀的禀文，他又写道：
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在给其他地方官的批札上，他写道：
为政首在爱民。此时安抚灾黎，尤须心诚。
勤、廉二字，是居官根本。该署令颇能从此著力，案到即办，是勤于治事也。严禁需索，是廉以持己也。至除暴所以安良，原不可稍存姑息。如医者攻治邪毒，即所以培养元气。但须察得仔细，办得真耳。
唯俭可以养廉，唯勤可以生明。此二语是做好官的秘诀，即是做好人的命脉。临别叮嘱之言，千万勿忘。
勤、廉二字，系为政之本。平日必须于此二字认真体会，俾案无片纸积留之牍，室无不可告人之钱。自有一种卓然自立之象。望努力图之，并告诸同年，无负我初心也。
勤、廉二字，看似平浅。实则获上在此，信友在此，服民亦在此。舍此二字，上司即偶然青盼，亦不能久。欲求寅僚之敬佩，百姓之爱戴，即袭取于偶然，亦不可得矣。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下工夫。用人宜少，官气宜轻。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当限定每日讯结几起，作为自己工课。
1861年8月27日，江苏阳湖士人赵烈文到曾国藩大营，他在日记中写道：
闻营弁言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弁，无私从一人。应酬简易，巡捕官白事，长衫而已。帅（指曾国藩）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
此情此景，让小才子赵烈文十分感动，他在日记中企盼上天垂鉴这样的大臣，停止战乱，则老百姓实受其福。又说象曾公这样的人即使没能成功，其人也可以千古不朽。曾国藩向来优待士子，就便恳请赵烈文入幕，赵烈文先上了一份万言书，然后欣然入曾国藩幕，以后成为替曾国藩起草章奏和机密文件的心腹幕僚。
首要之地，为官当守六大原则
历来做官有许多讲究。本来，根据各地差异，做官之地有“冲”、“繁”、“简”、“要”的区分。一般的官员，多选择“繁”、“要”之地，因为繁要之地虽说责任大些，但权力大，利益多，容易出成绩。而“简”、“冲”之地要粮无粮，要钱无钱，而且，越是贫困，越是盗贼峰起，斗杀成风，官员不但升发无望，反而多以不称职降革。清朝康熙年间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广西一个县为官十余载，虽挣得清廉之名，而且生当康乾盛世，朝廷倡导清廉，但于成龙不几年即病死。一百多年后，胡林翼在贵州做官道台，后来宁愿当幕僚，也不愿在那里干下去。这是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直隶属于另外一种情况，既属于天子脚下，又属于地方官。这种地方，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事。因此，稍有疏忽，就出大问题。曾国藩非常精通为官之道。认为首要之地，为官更当勤苦耐劳。他赴京途中，在为高官“三不主义”基础上，又体晤出“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就是针对直隶而发。
第一是平争，即平息争执。直隶的官不好做，主要在于朝廷养的众多御史就在眼底，通天的人太多，因此稍有动作，即会引起别人的议论。曾国藩奉行的原则是平息争执，也即只做不说。别人怎么说，自己也不参与。
第二是因势。中国有个传统，喜好翻前人的案，凡前任官所为，不管对错，后任总要诋毁一番，以示自己高明。曾国藩给自己定下因势的原则，即是肯定前任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再施拳脚。
第三是善习。
第四是从俗。中国幅员之大，各地区的风土民情有很大不同，当政者不能要求整齐划一。相反，善于利用当地的风俗民情以施加教育，往往容易成功。曾国藩因此定下从俗的原则。
第五是便民。便民即不与老百姓为难。不了解下情的官僚，往往朝令夕改，并且很少符合实际情况。曾国藩认识到，好的政策往往是对普通百姓有利的，因此容易受到拥护，实行起来有基础。
第六是救弊。天下的政策、法令、条规、制度，大概设立时总有许多充足的理由，但实行时间长了，情况发生了变化，再用这些去衡量就会出现偏差。因此，要改变不尽合理的东西。
曾国藩认为，自己平生以“不参与、不称职、不遑”为高官不败之三大法宝，如果再严格品味，执行“六项原则”，那就不会有失败了。他的日记中写道：
思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弊。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
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
直隶总督当时署衙设在保定。曾国藩于同治八年(1869)正月二十七日抵达保定。这时本省司道一级官员早已迎候在城外。第二天开始，曾国藩接见直隶地方官，直隶各州县，每十人为一班，共计十一班于二十八日接见完毕。二十九日，又接见提镇等武职官员，前日未能接见的州县以及教职官员也都安排在这一天。稍晚时分，他又接见佐杂十四起。每起十人，前四起坐见，佐杂立见，“至午正方毕，殊以为苦”。
有了感性认识，曾国藩随后开始清查各官履历。对于要提拔的以及要参劾掉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查阅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曾国藩有知人之名，他不能让自己的名声在直隶丢失。因此，对要参劾的劣员，他研讨再三，审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也。”
本着吏治为先的原则，曾国藩在审慎地参劾提拔一批以儆官方的同时，着重从劝导、训化上下功夫。他朝思暮想，三更不眠，在枕上作劝诫州县官厅联：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作毕后，又想沉吟更改，以致久不成寐。三更二点乃入睡。
第二天，他对昨天所做联不甚满意，于是改作一联：
念三辅新离水旱兵戈，赖良吏力谋休息；
愿群僚共学龚黄召杜，即长官藉免愆尤。
沉吟良久，至夜方定。曾国藩向来作联作诗，每每苦吟不辍，他虽然说“由才思迟钝之故，亦过于爱好也。”实际是求尽善尽美，起到警示的作用。睡后仍反复思之，缠绕不休，以致不得酣眠。次早初起，又作一联，云：
随时以法言巽语相规，为诸君导迎善气；
斯民当火热水深之后，赖良吏默挽天心。
第三次改定。
曾国藩对整饬吏治确实下了番苦心。二月初二日，他将官厅二幅对联写好后不胜疲倦，说自己“用心太过也”。
他还马不停蹄，巡访各州县。州县地方的条件自然比不上总督衙门，时常有臭虫、蚊子咬得他不能睡觉。这时，他又拿出恢谐的本领，将白香山的诗句略作改动，说：“独有臭虫忘势利，贵人头上不曾饶”。
京信常通，三种情况不上报
现代社会信息渠道很畅通，但信息垃圾也害人不浅。因为行色匆匆的人们很难把各种信息进行过滤、筛选，而那些有价值的信息又一时捕捉不着。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信息不发达的社会，但官场的规矩还是有的，其中之一即是《一翦梅》中讲的“京信常通”，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不忘从最高处讨风信”的处事之道。
《一翦梅》四首：
其一云：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其二云：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其三云：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其四曰：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前，照例要觐见同治皇帝及两宫皇太后。曾国藩也急于了解朝廷将他调任直隶的意图，以及朝廷最关心的问题，以便于自己有所遵循。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如果有了最高指示，也就逢难易解了。
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十四、十五、十六 3天，曾国藩三次觐见皇帝、皇太后，他从中了解到，朝廷最关心的是练兵，保卫京师安全。
同治六年，小皇帝责备曾国藩近来奏报少了，他回奏说：我自从参与军事，几年以来，向朝廷呈上的奏章非常少。之所以这样谦谦自守，也是有原因的：
第一是不轻易地将谣传之言上奏朝廷。例如最近贾臻上奏朝廷说已经收复庐州，袁甲三奏报说已经收复巢州，都是把探子的无稽之谈作为向朝廷报告的真凭实据的例子。还有，有时太平军的踪迹尚未接近，我军之中便相互震惊，动辄以发现和接近10万、20万太平军的消息向朝廷上奏，这更是足以惑乱军心而使大的决策失误。我从不凭借探子的报告就向朝廷上奏，是因为我不愿意用谣传之词而淆乱朝廷的视听。
第二是不将尚未确定的事情轻易向朝廷上奏。一般说来，凡属大股强悍的太平军到来，在开始的时候常常是形势万分危急的，如果能够坚守支持一段时间，后来就会渐渐地趋于安稳。例如去年黄文金向内地进扼，攻陷七县，我军坚持了3个月，我仅仅综合成四个奏章向朝廷汇报。去年冬天徽州被围，苦战9次，坚守了将近一个月，可是我仅仅向朝廷上奏了2次。我不愿意用尚未确定的事实，以增加朝廷的忧虑。
第三是不将尚属计划中的设想轻易上奏朝廷。战争情况瞬息万变，是胜利还是失败，很难通过计划进行预测，咸丰八、九年间，江南大营多次上奏朝廷说金陵指日可克，咸丰十年夏天，又多次上奏朝廷说嘉兴指日可克，可是事后都不能实践诺言。我当初督帅江南江北的时候，曾上奏朝廷说，由宁国进兵，可以到达江苏境内，但后来宁国失守，至今我不能履行诺言，我一直深深地以此为耻辱。至于最近内臣上奏朝廷而又承蒙圣恩抄录以后传达到我这里的那些奏章中，有的说援助浙江的军队可以从嘉兴直捣苏州；有的说扬州的军队，可以从常熟进攻苏州，都是没有考虑到兵源和粮饷都很穷乏的情况，而拟出的万万不可以成功的计策。我不愿意把预计中的设想上奏朝廷，不仅仅是顾虑到徒放大言难以兑现，也是担心忧乱朝廷正常的规划部署。由于这三个原因，我每次都必存谨慎严肃的想法，不料却反而得到了迟延的罪名。在此以前文宗皇帝统御天下，对于封疆将帅各分其责，使之各任其职，我尚且能够以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跟随在诸位将帅后面，遵循着我这种愚陋笨拙的规则。现在正是圣上刚刚登基之时，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臣蒙受到非同寻常的恩遇，所倚侍寄托的责任越来越重，圣上对我的延访也越来越经常。现在接到圣上谆谆告诫的谕旨，我自然应当改变以前的作法，今后随时将奏章飞驰入告朝廷，从此以后决定每隔十日便向朝廷呈上一个奏章，如果有紧急情况就加班具奏。
可见，当时曾国藩主张的不必事事、时时向朝廷汇报，少上空言，多做实事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尤其是军事行动时，瞬息万变，早晨报告的事情晚上可能发生了变化。至于因为朝廷对他的倚重而改变做法，打算以后多上奏章也是不无道理的。
清廷收到曾国藩的奏章后，认为所言在理，不仅免去了责备之词，而且还令曾国藩按照自己的想法奏报，不必拘泥十日一奏的设想，一切要从效率出发。曾国藩有了“圣旨”，自然做起事来心中就更有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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