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费要提高，很多人反对，我是赞成的”，“我也主张电价要涨。”79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发表自己的见解。顿时遭到了舆论的反对，甚至有人在网上骂他“老东西”，那么，茅于轼先生究竟是哪一类经济学家呢？
我很钦佩茅于轼先生，他一路走来，无论众人是褒是贬，以经济学理论看问题始终是他的坚持，无论是从《择优分配原理》到《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从《生活中的经济学》到《道德?经济?制度》，还是最近的一些言论，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虽然茅于轼先生的一些主张，非常刺激穷人的耳朵，但他的主张依然是出自他经济学理论的理性判断，而不是出自名利的诱惑而发出的违心之言，因此我常说，无论对茅于轼先生的观点赞成与否，但他作为中国少有的始终有自己独立坚守的经济学家，无疑是值得尊敬的。
在温家宝总理讲穷人经济学、穷人教育学之后，为富人说话往往就成了舆论的攻击点，有时候这种攻击甚至超出了理性的范围而变成了人身攻击。因为茅于轼先生再三强调：“要使穷人变富，就得保护富人”，因此他也往往成了攻击的对象。如，他刚刚发表完“赞成大学涨学费”的观点，就有人在网上骂他“老东西”。转念一想，已经79岁了，如果不是发表自己的理性见解，茅先生有必要出来讨骂吗？因此，我们可以不赞成茅先生的观点，但我们应该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忠言逆耳利于行”，在舆论一边倒地倾向穷人经济学、穷人教育学之后，社会更应该重视茅先生等的刺耳言论。
对于目前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可以分为六类，一类是学问派，他们希望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研究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虽然他们还没有取得社会认可的成绩，甚至有人成了“老学究”，但我们还是应该为他们的默默无闻给点掌声；第二类是学院派，他们也做学问，但他们的学问不深入中国的实际，往往以西方已经诞生经济学理论为模型，生搬硬套地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第三类是穷人派，他们坚定地站在穷人的一边，为穷人摇旗呐喊，但在勇于痛揭时弊的同时，有时候又难免存在片面之词；第四类是官派，无论政府的决策是否真正正确，他们总是大唱赞歌，若某一决策事后被政府承认失败，他们则又开始为新的决策唱赞歌了；第五类是墙头草派，或者叫做表演派，他们见风使舵，对名利有强烈的渴望，总是希望得到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大众传媒的关注，没有自己独立的学问坚持，可以把自己装扮成社会主流的代言人；第六类有人称为二奶派，他们四处充当独立董事，或者为了利益而为特定利益者摇唇鼓舌，俨然成了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他们已经被金钱腐蚀了心灵。
茅于轼先生属于哪一类经济学家？有人把他化为二奶派，但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觉得应该把茅先生归为学院派。笔者认为茅先生的观点，经常出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茅先生总是以纯粹经济学的观点看问题，因此什么都主张“市场决定论”，殊不知我国的现实就是政治与经济联系的非常紧密，很多时候政策因素比市场因素的作用更大，因此以纯粹经济学的观点分析问题难免出现偏颇；二是茅先生的研究往往缺乏真实的调查数据为证，茅先生的论述往往就是举出看似有说服力的经济学理论，然后再找几个具体例子加以证明，让看官在不深入思考的前提下，佩服之至，但一仔细思考，又觉得有很多不妥之处。比如，茅先生谈“穷学生只占一至两成”，“一至两成”仅仅是个大概的估算，显然是没有认真调查的，另外他还忽视了划分“穷学生”的标准。又如，茅先生谈“允许单位自建房是开历史倒车”时，却不小心说了句“详细情况我不了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调查本身就是一种实践。茅于轼先生，应该多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对于目前国内活跃的一些经济学家，如魏杰、吴敬琏、厉以宁、易宪容、叶檀、曹建海、董潘等，我们大致都可以把他们归为上面六类中的某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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