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的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生于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家黄亚生和来自印度的哈佛大学教授Tarun Khanna共同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未来属于印度而不是中国。
这显然与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背。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基础设施发达，人民更加富足。但两位教授却强调，印度有中国不具备的某些东西，那就是能与欧美一流企业竞争的公司，如软件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td。和制药公司Dr.Reddy's Laboratories Ltd.。尽管印度缺少成为现代经济体的硬件，但却具备比中国更先进的现代经济体的软件，包括法院，金融体系和商学院等。
众所周知，潮水般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但Tarun Khanna教授却认为：“中国欢迎跨国公司，以使国内企业家退居次要地位。”尽管这种状况事实上正在改变。
总而言之，这两位学者相信：“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可能使印度比中国更具有长远优势。”
而在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他们的观点得到了部分的验证。中国的微观竞争力落后于印度。在涉及80个国家的公司运作和战略排名和国家商业环境质量排名中，中国都仅仅排在第38位。而在技术创新的指标上，更是落在61位。
不管我们是否接受，全球化竞争正在改变我们的商业环境，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化能力的企业家。你不能依靠一批房地产大亨来帮助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你也不能再指望那些成名已久的老企业家重新学习全球竞争法则。这就是我们持续关注那些有前途的创业者或者职业经理人的理由。这也是我们从未尝试一些诸如“中国富豪榜”或者“十大杰出企业家/经理人”之类专题的原因。
每年一度，又一个这样的专题“值得关注的20位商业精英”与您见面了。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评选，也不是庸俗的“英雄排座次”，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为一次发现之旅。发现商界的“明日之星”，发现飞速进步的新锐力量。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可以算一个非正式的调查。这些人的身上反映了中国商业环境的最新变化。同去年相比，他们更加年轻，超过45岁只有1位，不少人30出头就成为总裁级人物。超过一半的人有过国外求学的经历，更多的人在跨国公司工作过。一个经理人的市场也初步形成，他们中的90%以上都接到过猎头公司的电话，最多的一位据说接到了超过50个。他们职业生涯中大多已经换过两次以上的工作。
当然，他们基本上集中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比如IT、电信、消费电子、医药、乳品、投行等行业，请注意这些行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最高。而在那些垄断行业中，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作为第一代本土职业经理人，他们已经进入跨国公司中国区的最高层，一些人甚至开始转战国内企业。稀缺的不是资源而是头脑，对于有想法的创业者，融到上千万美元的资金也非难事。商业环境变得更加规范，咨询业、法律业的人士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
当然，这肯定是一份有缺陷的名单，如果您发现我们的选择确有“遗珠之憾”，欢迎批评指正，我们将在来年更进一步完备它。
霍 丰
年龄：41岁
职务：安捷伦公司中国区总裁
很多人猜想：作为安捷伦公司刚刚任命的首位本土总裁，霍丰应该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一猜测没有得到证实。对霍丰来说，这是一个更为全面的管理工作，很多新的知识需要掌握；一贯比较自信的霍丰此时表示：“我有信心可以得到别人的指点”。
从惠普到安捷伦，霍丰的职业生涯已有十八个年头，几乎每隔两三年，都会接受一份新的工作挑战，并从中获得自身能力的提高，这方面，霍认为自己是个比较实在的人。
1985年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毕业后，霍丰没有选择当时令人羡慕的技术研发工作，理由是：“只和机器打交道不是我的乐趣和志向所在。” 这一年恰逢清华开展全国教委特批供需见面试点，在单位名录里，霍丰相中了“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事实上，这是当年和惠普刚成立的合资公司的最大中方股东，惠普需要应届毕业生，但只有一个名额面向清华。
--霍丰后来得知，他中选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他是面试者中“唯一一个表示愿意做销售的大学生”。
基层营销工作使霍丰感受到全方位的锻炼：对产品的深度理解，较强的表达、沟通能力--还有客户潜意识中对销售人员品质的要求。当时，惠普在中国本地化的策略已悄然启动，他有各种机会和不同国家、背景、职位的同事交流、了解本职之外的工作。土产北京人霍丰喜欢这样的工作氛围，18年下来，他承认：“我是这方面比较大的受益者之一。”
由于业绩突出，霍在1989年被提升为销售经理，这意味他的职业从此转向管理工作。无疑，这是个转折。这个职位的前任是位加籍华人，临走前，他花了一天的时间和霍丰到康西草原去骑马，将管理工作最基本的概念一一传授。“那是个秋天，”霍丰回忆道，“我知道了'领导‘意味着什么--说起来，是在马背上学到。”
此后，多年的实践使他对领导概念有了亲身体验。其中，霍丰公认的一个优点是果断。
1990年，霍丰看中刚起步的中国电信市场，但当时整个惠普没有任何运营商方面的业务，他所在的团队花了很大精力和工厂沟通，改变传统的营销方式和价格策略，中国由此成为惠普电子测量仪器第一个开拓运营商市场的国家。恰巧那时中国电信业是进入光纤、光通讯的时代，全国开始铺光缆。十年来从几十万美元发展到几亿美元的好生意。目前的安捷伦，通信仍是核心业务。
霍丰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考虑事情能够剔除杂念，因此往往看得更清楚。不过，这种快捷反应有时也会造成不足。霍丰听到了来自同事们的意见：人家讲了20%，他觉得听懂了100%，对剩下的80%容易表露出没有足够耐心，“尤其年轻的时候，表达的方式比较直接。”
对此，这位喜欢麻将、高尔夫，读书进展缓慢仍然不懈坚持的新总裁表示，他正在努力改变。
吕晓翔
年龄：37岁
职务：葛兰素史克中国疫苗部总经理
和吕晓翔谈话，你会感到他坚定语气背后的积极进取姿态。这也难怪，整整一年前，年仅37岁的他就任葛兰素史克(GSK)中国疫苗部总经理，成为这家在华最大的跨国医药企业中惟一一位由本土员工提升的总经理。
1994年加入葛兰素公司的吕晓翔从处方药的医药代表做起。此前，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并做了6年外科手术医生的他对销售工作毫不了解，进入一家医药企业只是想尝试着寻找改变人生的机会。
吕晓翔从业后很快发现，“GSK是一个职业道德规范极严的公司，而中国的医药市场是一个比较混乱的市场，如此一来，怎样在最难的规则下实现最大的销售目标就成为考验。”
不过吕很快证明了自己的优秀。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赢得了第一次的提升。在从医药代表到GSK疫苗部总经理的七、八年间，吕晓翔共经历了十二、三次提升，负责过销售、物流、客服管理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吕言谈之中总是把生意和管理称为游戏，在他看来，商战是人类发明的最复杂也最刺激的游戏，谈到自己成功的秘诀时说：“我不象很多人那样认为商业就是一场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我认为商业应该是不断创造新价值的游戏。”
吕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自己务实、坚定、善于学习。他是一个对过程的要求远甚于对结果的重视的人。他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使自己由一个差不多将英语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变成能用英语流利地向外国籍上司作两三个小时辩论的“自我推销者”。
2001年3月，在对葛兰素疫苗部门的业务重组中，作为疫苗部门销售总监的吕晓翔在稳定员工情绪、制定新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成为他不久后被提升为疫苗部总经理的最直接因素。充满干劲的吕晓翔认为GSK疫苗部要在培育市场及消费者习惯的基础上，提高GSK疫苗的市场份额。
现在，GSK已经在这一市场上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先者。GSK主推的6种疫苗产品，年增长率在30%以上。
SARS给吕晓翔提供了新机会。“公众的健康和卫生意识的提高、政府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加强，都将作为这场疫情的中长期效应体现出来。”吕认为疫苗部今年增长45%的目标在历经了SARS后仍然会实现。
陶景洲
年龄：44岁
职务：高特律师事务所北京首席代表
陶景州眼上生意兴隆。最近几年，他曾在数十起反倾销案件中为中国企业做代理，也参与了数十家全球500强企业在华的几百项投资，被誉为“中国反倾销第一人。”
1977年陶景洲考上了北大法律系时，妈妈因为不想让他离开家，悄悄把志愿填成了安徽师范学院，但陶景洲坚持认为只有第一流的学府才能出第一流的人才，最终还是到了北大。如今，他已经是高特兄弟事务所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公认的第一流的反倾销和跨国投资法律事务的专家。
1981年，陶景洲参加了出国预备留学生的考试，次年他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最早的公派留学研究生，来到巴黎。浪漫之都的新生活却并没有那么浪漫。他只有1900元奖学金。刚上课时，他什么也听不懂，只能拼命学语言，街道两旁的路标和店名都甚至成了练习的课本。1986年，28岁的陶景洲登上了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的讲台，以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
1991年，陶景洲回国负责高特兄弟事务所北京办事处。当时他没有自己的客户，只有六名员工。他通过举办各种经济法律研讨会和知识讲座，如反倾销诉讼、国际贷款交易，叩开了客户大门。
在陶景洲的办公室墙上，有两个很醒目的大字：难歇。他说原来是四个字：壮志难歇。用危机感在不断地鞭策着他向更高的目标奋进。
他是个讲究生活的人。品味红酒，收集名人的字也是他的爱好。他还会写诗，一个朋友说，写诗的人，内心一定不会枯燥。
杨 旭
年龄：38岁
职务：intel中国区总经理
见过杨旭的人对他的发型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极少会看到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经理有着美国大兵般的发型。
在1994年底，当时的杨旭还并不是英特尔中国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国内的PC市场国外品牌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国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PC厂商在努力拚杀。
杨旭坚信英特尔在中国的发展一定要和当地的产业一同做大。只有国内PC新贵出现了，英特尔才能成功。由于对国内厂商的支持并不是简单地把芯片卖给联想们就完事儿了，杨旭需要把英特尔方方面面的资源调集过来，为国内蹒跚学步的厂商们提供研发、产品线的规划甚至于公司管理等多方面的支持。但英特尔这样做势必会影响同国外品牌诸如康柏电脑的关系。
所以杨旭称那是英特尔在中国的一次赌博，所幸的是，他们判断对了方向。“奔腾”的辉煌映亮了杨旭，他的才华在英特尔高层面前一览无余，2000年10月1日杨旭被任命为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销售与营销有关的部门。
这名美国“大兵”和英特尔公司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1986年5月，当时还在美国GMI工程和管理学院读大学一年级的杨旭，就因英特尔与该校的一个合作项目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英特尔公司。但现在他的任务已经是去影响英特尔公司在中国的策略了。
“如果说我只是一味地去执行公司的策略，CEO贝瑞特一定会骂我，因为我的工作没做好。”杨旭如此定位自己目前的工作。
他的任务并不轻松。新的“迅驰”芯片还有待被大众接受。经过网络泡沫之后，企业在技术支出上也更加谨慎。这意味更艰苦的销售工作。
但杨旭并不像其他经理人那样废寝忘食，注重生活质量的他每天平均能够有6-7小时的睡眠，在节假日还会花上几个小时帮助老婆编辑拍摄的DV影片，当然是在英特尔芯片的电脑上。
黄 钢
年龄：47岁
职务：光桥科技CEO
在自己当老板之前，博士出身的黄钢在AT&T及朗讯有着超过15年的工作经历。
作为美国朗讯公司光网络部远东地区副总裁，黄是贝尔实验室最早开发SDH光传输系统的研究人员之一。随后的近十年间，黄钢成为朗讯科技在中国开创该类市场的功臣。
然而，随着朗讯全球业绩的不断下滑，2000年8月，黄钢做出决定：离开朗讯，和志同道合者在美国硅谷创立了光桥电讯公司。
他的个人魅力迅速吸引了一大批前同事追随。光桥的多位副总裁、总工程师、首席运营官都来自朗讯中国。甚至连光桥的市场财务总监、市场部人员都多数来自朗讯。
黄钢的商业模式是：引进美国先进的电信设备，在中国进行“本土化”加工，辅以维修调试等承诺服务。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种商机造就了1700万美元的销售额；网络泡沫破灭后，光桥不俗的业绩和迅猛的增长引来了第一轮融资--1400万美元，是迄今为止中国电信业史上最大的一笔风险投资。紧接着今年二月，来自联想投资等方面的投资者又热情参与了第二轮融资。“之所以投资光桥，首先是看重光桥科技的核心创业团队，尤其是作为CEO的黄钢本人”，联想投资的总裁朱立南评价说。
王敬
年龄：37岁
职务：华润万佳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今年2月，华润万佳惊爆人事“地震”。铁腕总经理徐刚挂冠而去，一批老臣尾随离开。这家一年前刚被收购的公司陷入了亏损和权力真空的双重打击中。
华润集团总裁宁高宁火速调来香港励致的陈朗主持大局。但后者虽然同属华润系，却只有家具业经验。业界一片哗然，不知宁老板是何用意。3个月后，答案水落石出。
这家内地最大的连锁零售商之一迎来了新实权人物。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北京办事处副总裁王敬正式出任华润万佳的首席运营官。他的履历表上还有国际连锁巨头普尔斯马特的中国采购总监、物美集团高级副总裁等骄人经历。
王敬早就得到华润高层的认可。2002年，华润万佳制定了跨区域多业态的全国战略发展计划，聘请的项目设计顾问就是罗兰贝格，而王敬就是整个项目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和一些方案被华润一致评为最佳。
王敬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年初，他得到一家猎头公司的举荐，以合伙人的身份进入罗兰贝格这家国际顶级管理咨询公司，成为零售业咨询顾问团中的带头人。
因此，在华润万佳出现这个困境的时候，公司高层自然想到了王敬。为此他们打乱了原来的公司治理结构，设置了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运营官两职，王敬的职责是分管华南、华东、华北、香港区及人力资源、企业发展、信息管理和竞争力中心工作。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面对这样一个华润万佳，当初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王敬现在要置身局中，还能否维持自己的那份清醒呢？
侯松容
年龄：35岁
职务：康佳集团总裁
2003年4月，康佳一万七千多员工，每个人拿到了3个苹果。这是上任一年的新总裁侯松容推出的新的激励制度。今年第一季度康佳业绩全线飘红，整个产销量突破纪录，彩电3月份更是全国第一。对于康佳和侯松容来说，这三个苹果的味道都格外香甜。
一年前的康佳正值多事之秋。先是2001年度中报亏损，引来业界哗然，随后市场又传出康佳欲抛甩彩电业务的说法，紧接着又是亏损近7亿人民币的2001年报出台。整个康佳状态低迷，士气不振。
2002年4月27日，深圳康佳集团董事会发布公告，2001年6月上任的总裁梁荣离任，总裁改由集团原常务副总裁侯松容担纲。这个决定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包括侯松容自己。董事局何以突然将康佳这样一个总资产100多亿、净资产40多亿的企业交到一个还不为人所知年仅34岁的人身上？
不用怀疑侯的能力。侯松容曾经因高中数理化三科竞赛成绩在云南省数一数二，而且在全国物理竞赛中得奖，被保送北大物理系，后改投管理系。
年轻在康佳也不是很大的问题，侯松容的两位前任，陈伟荣35岁做总裁。梁荣29岁就做副总裁。但侯松容此时上任，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资历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尤其是电器行业的经验。侯松容曾在深圳中侨实业有限公司任厂长；从1991年一直在深圳华侨城工作，直到2001年2月才进入康佳。
侯松容身上有股书生气，在得知自己“扶正”后，他连办公室也没换，换掉的只是原来门上的“副总裁”铭牌。
韦尔奇和郭士纳是侯松容最欣赏的企业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并注重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侯上台后，据说出台了近百套制度。他睡觉前每天必看的书不是管理，是历史类书籍。康佳的员工公认，侯是很好的演说家。
侯松容强调“康佳更愿意选择能够高速增长但是风险很大、激烈竞争的产业，这是康佳的企业人格，它需要这样的生存方式”。他大胆的赌博初见成效。
来自赛迪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康佳手机已胜利闯入国产手机三甲行列，市场占有率在所有品牌中名列前五位。
高 旭
年龄：35岁
职务：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合伙人
汽车和家电行业是最吸引媒体眼球的报道领域，也是麦肯锡的咨询专家高旭专事的两个领域，但是你很少见到他抛头露面。这位个子高高的北京人在他上海的办公室里默默工作，靠自己服务的口碑赢得客户的尊敬。2002年底，麦肯锡全球的合伙人聚在一起对他做作出评定，一致通过他为公司新的全球董事合伙人。
“选择这两个行业是机遇的巧合，接触了这两个行业后就觉得非常感兴趣。” 性情温和、待人友善的高以一种谦和的口吻概括了他的经历，“做完一个项目再做完一个项目，不知不觉中，你就会被别人认作是这个行业的专家。”他的职业生涯中迄今最为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凭借手中强有力的数据支持与详尽分析，说服一家著名的跨国汽车巨头改变合作伙伴，但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这是行规。
1989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读完大学两年级的课程后，高旭前往美国明尼苏达的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和会计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最先进入了旧金山的永道会计师事务所，1994年又被调到永道在上海的办公室。1996年，他第一次加入麦肯锡，一年多后，年轻的高旭决定去一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在中国从事业务。2年与企业不同的打交道方式让他认识到，中国的企业不是缺钱或者缺少投资机会，最大的问题还是缺少关键的管理人才。“中国的咨询公司有很多，但其中真正能够为企业提供帮助的并不多。”高旭于是重新回到咨询业，但他没有直接回到麦肯锡而是去了科尔尼。几经权衡，2000年他又回到麦肯锡。
高旭认为从来不在媒体上做广告的麦肯锡公司是全球最好的咨询公司。“在中国，尤其是在前些年，很多企业和我们合作的时候，毕竟觉得代价不小，于是就想靠做一个项目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说，“这很不现实，特别是在产品战略或者组织架构这样实施要求很高的项目上，必须要有第二次第三次乃至更多的合作。”
2002年，高旭完成了对中国一家著名汽车集团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这家一直被人们视作汽车投资公司的企业终于要重新树立自己的汽车品牌了。但是高旭甘心就做这样的幕后英雄吗？“麦肯锡的传统是很少有人会在这里工作到老。”高旭十分坦率，“更多的人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会有第二第三个职业，比如IBM的前任董事长郭士纳原来就是麦肯锡公司在美国纽约的资深合伙人。”
谢 耘
年龄：40岁
职务：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0年中，联想分拆已是紧锣密鼓、箭在弦上。大家都知道，郭为将带着自己的人马另闯一番天下。新公司连名字都已经取好，叫做“神州数码”。
当时身为联想信息电子公司总经理的谢耘意外接到了一个电话。按照规划，做掌上电脑和手持设备的联想信息电子要划给杨元庆，技术出身的谢耘去到联想电脑也是顺理成章。但郭为希望谢耘再考虑一下神州数码首席技术官这个职位。
当然这不是郭为的最终目的。一心要“再造一个联想”的他不甘心以分销代理始，又以分销代理终。在麦肯锡的建议下，神州数码选择了供应链管理、软件集成和网络基础设施三箭齐发，最后统一在IT服务的大旗下。“三年后，我们的软件及服务收入要达到100亿元，纯粹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收入15亿。”郭为说。
但是一帮SALES聚集的神州数码又该如何将其变为事实？
在郭为看来，谢耘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当时公司内少有的懂整套产品研发和管理经验的人，清华的博士，在国外留学，在摩托罗拉工作过。“两个月以后，我要看到详细报告”。郭为很快给了谢耘新任务。
2002年10月18日，神州数码宣布以软件事业部为主体，成立神州数码软件有限公司，谢耘任总经理。 当年，神州数码软件公司实现软件收入1.4亿人民币。
汪 静
年龄：40岁
职务：美国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
这位刚刚履新的中年男子，其可向人讲述的商业履历其实极为短暂。事实上，在加入高通公司之前，他的全部光荣都是在那个被人们称为律师的职业领域获得的。
汪静，安徽生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硕士研究生，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硕士。上个世纪90年代初帮助中国企业打赢第一例美国对华反倾销诉讼之后，从业美国著名的Reed Smith律师行12年，成为不折不扣的华盛顿律师。
高通公司董事长雅各布绝对不会容许一项草率的人事任命在这里发生。以中国政府将于2004年上半年公布3G主流标准的假设为时间参照，这一任命其实发生在决战前夕。
雅各布至少在2001年就为这一任命做了铺垫。2001年，汪静正式加盟高通公司，任全球高级副总裁，负责国际战略与法律事务，同时领导高通全球业务发展组织中亚太战略委员会的有关工作。这给汪静预留了近两年的时间去了解高通以及他未来要攻取的中国市场。
他好像更像是一个商业参赞。他的中西文化背景，以及此前他在中国的声誉，汪静帮助过中国解决购买通信卫星的燃眉之急。在高通与中国自主的TD-SCDMA技术因为知识产权争执的最激烈时刻，汪静飞赴中国作出说明。他的坦诚相见显然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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