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两会，总有些话题绕不过去，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国企改革就是其中的一个。让我们看一些数据：2010年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华为的营业收入不及中石化的十分之一，2010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有企业的总资产占比达90%以上，世界500强的国企数量从2003年的8家迅速增加到2011年的54家。 2012年民营企业500强加起来利润还不如五大国有银行利润的七成。可以明显的看到自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地位，然而国企却一直备受争议：效率比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低，靠垄断赚钱，作为共和国长子，承担回馈社会的功能，然而巨额利润却没有惠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
由于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升级，本来就饱受争议的国企迅速成为了众矢之的，再加上舆论的宣传和引导使得很多人在看待国有企业的时候都戴上了有色眼镜，众多极端言论不绝于耳。笔者不止一次在上海的出租车上和司机聊天，听到司机大骂两桶油。20多年的国企改革走到今天，我们不禁要问，国企到底怎么了？
一、中国是否需要国企？
一些比较极端的人信奉西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完全私有化，这种想法可能的出发点在于全民所有等同于全民没有，没有人对其真正负责，这些人反对任何形式的行政干预，主张全部市场化运作。国资委虽然委托领导班子对国企进行管理，这看似解决了出资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大部分领导班子从本质上来讲代表的是自己的利益而非人民的利益。
有这样想法或者类似想法的人大有人在，暂且不管这样的想法是否动摇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即使从理论层面上来讲这样的想法依然存在几点问题：
第一、是不是所有行业都可以市场化或者私有化？航天工业、军工业、核工业等等，这些都是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行业，而且涉及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因此国家不能对这些行业失去控制权。私有资本能够进入的是将相关技术应用到民用领域的行业。
第二，是不是所有的垄断都是坏的？多数人认为市场经济需要充分竞争来保障人民的利益，因此需要消除中石油、中石化的垄断。然而，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如果去研究国外的石油企业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石油都是垄断的，为什么？因为在清洁能源大范围普及之前，石油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核心的战略资源之一，只有先保障了国家的利益，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如果没有现在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中国的石油安全肯定要出问题。石油问题不是市场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安全、国家战略问题。
第三、市场化能否解决所有问题？也有很多人不赞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垄断，然而如果没有垄断，很难想象中国会出现的WCDMA和TD-SCDMA的技术标准。没有那些垄断的大国企，谁有能力、谁有意愿去做类似龙芯的基础性技术研究，大家只要都买intel就可以了。中国的企业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和他人竞争，并占据一席之地，先天的不足要求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像当初我们研究原子弹一样。市场化的后果是所有人都奔着私人利益而去而没有人是奔着国家安全或者说国家利益而去。并且市场化之后如果行业不赚钱私人资本可以不付社会责任的选择退出，但是国企不行。
综上所诉，我们不能没有国企，不仅是因为国家安全，也是为了让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参与竞争，去争取和维护国家的权益。因为这是维护人民权益的基础。
然而，国企存在的必要性并不能掩盖国企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俄罗斯当年通过私有化的休克疗法告诉我们，中国国企的改革导致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用垄断优势与民营企业争利，国有企业的利益没有在社会上进行公平的分配，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在社会上横行。
二、国有企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国有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效率非常高。从这个的角度来说，国有企业的定位应该是维护国家、人民的最根本、最核心的利益。他们是国家战略的实施者。然而我们发现国企实际上的行为和国企本身的定位出现了严重的偏离，加之国有企业普遍人员、机构臃肿不堪、管理效率低下，行政垄断，资源垄断，官商勾结等等问题，使得体制外的人员对国企恨之入骨。然而，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往往忽视了问题的本质：
第一、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张维迎老师说的好：“国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国有企业内部大量的是政治斗争。”国有企业伴随着共和国发展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国有企业的成长是国家机器的运转的持续动力，长久以来国企身上有着浓重的政治烙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改革只是在产业链的下游较为彻底，而在国企相对集中的产业链的上游环节依然还是充斥着行政领导和干预，因此，市场经济理论在国有企业的体制下是行不通的，妄图单纯的用市场经济的理论去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也是注定失败的。
第二、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制度安排问题而非垄断问题。市场经济的核心本质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我们不能忘了，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是资源，意味着需要最大限度的生产、创造、获取资源，尤其是基础资源。而很明显，基础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最大化获取需要垄断。因此，垄断是个伪命题，垄断不是要消灭的敌人，我们要做的是对垄断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的问题通过制度安排的方式去化解。
第三、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政府问题而非企业问题。有人讽刺国有企业通过官商勾结大肆的掠夺资源，民营企业因此被压榨，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然而不得不承认，民营企业也在利用政府关系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笔者原来有个民营企业客户，所有坐办公室的管理人员要么和董事长沾亲带故，要么是政府官员的亲戚朋友，都是有来头的。因此，讽刺国有企业利用政府获取资源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问题出在了政府身上而不是国企身上。再比如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房地产问题的根本在于落后的土地制度不能适应房地产的迅速发展，所以任何试图用房产税、限购等行政手段去解决房地产问题是胃不好而去吃感冒药，结果可想而知。无论是房地产企业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正在成为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的权利寻租工具。我们钢琴弹的不好不能怪钢琴本身不好，因为问题永远是出在键盘与椅子之间。
三、国有企业该走向何方？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在尝试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时候，不能盲目崇拜和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民主自由理论。然而，我们也不能陷入到意识形态的斗争上去，过多的争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上。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应当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这两年很流行一个词叫做顶层设计，实际上顶层设计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废旧、一个是立新。当年邓小平对傻子瓜子的处理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政府要做的是废旧，而将立新的任务交给人民。因为政府的立新是不反应民意的，反应的是政府的意愿，从而形成权力寻租。永远不要低估人民的创新和创造能力，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不是因为能力不行，是因为缺少土壤。中国的30多年的发展太快了，要改变的东西太多了。政府废旧的速度为何如此之慢，是因为历史包袱过于沉重，是因为改革的成本太大而人民承担不起，是因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大阻力，是因为还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因此，国企改革首先是政府改革，政府应当继续减少国企的数量，事实上也在这么做了。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划清国企经营以及投资的领域，逐步退出市场竞争充分的经济领域，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转变职能，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必须建立一个法制社会。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真正构建一个法制社会和法制市场经济。中国人民当前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已经出现的萌芽，然而，中国人民的法制意识非常淡薄，这也是法制市场经济难以建立起来的原因之一。从小学到大学，除了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有机会接触法律，接触的都是那些枯燥的政治课程，沸沸扬扬的李天一事件，网络上充斥的都是愤怒的骂声而很少有理性的法律思考。对于政府征收房产税这么重大的事件竟然缺乏严格的法律程序。在我国的《宪法》当中有这样两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很明显，法律本身竟然还存在对私有财产的歧视，在一个歧视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是畸形的、是残疾的。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法制作为保障，需要法制去划清国企和政府的界限，需要法制对私有产权的“神圣”的保护，需要法制代替权利进入市场。没有法制作为保障，就算把国企消灭掉，民营企业也会替代国有企业出现相似的问题。多层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大量的行政审批和寻租活动，社会诚信和信用的丧失，这些伤口只能通过法制不断的修复。
法制，也唯有法制，才能帮助政府废旧，才能帮助政府需要构建立新的土壤，才能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作者白万纲郑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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