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等对管理组织变革的影响是改变了信息交易成本，从而改变了市场参与者的合作成本和风险结构。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领导者应当从信息交易成本的角度，考察和领导企业的组织变革。
无线通信和移动互联网正溶化传统的管理边界
互联网技术、无线宽带、移动计算、智能终端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幅度地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和企业组织成本，使得企业战略、计划、营销、市场、客户服务、生产，都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和更自由的时间范围内，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各种经济资源的配置，也使得中小企业有可能成为跨区域的乃至全球性的企业。
在这种条件下，以前依靠企业内部合作才能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活动，开始以外部市场交易的形态存在，而另外一些以前只能依靠外部市场交易实现的市场活动，开始内化为企业内部的组织活动。例如，在金融、保险、零售等行业，呼叫中心外包行业获得突破性发展，而这得力于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IP技术的普遍应用。在电子商务领域，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共享物流系统极大地降低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市场运营成本。
新的信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应用的大规模普及，影响了组织中个人的行为模式。信息成本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企业管理中以制度、命令、权威和纪律等行政权力特征为主体的团队协调模式发生变化。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和指挥命令关系，面临知识和信息不对称程度逐渐趋平的压力，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变得更平等，权威主义开始消融，螺丝钉式产业工人开始演变为更具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有面孔的人”。
依靠互联网的搜索技术、社交网络、各种知识百科，已经使得“有面孔的人”的雇员们具备自发地做出正确的行动选择的能力和自我意识。在互联网时代，企业中的底层员工成为接触市场一线最早的人，管理者却成为企业中最后一个感触市场变化的人。因此，在传统科层矩阵权力体系中，这些下级组织或者下属对资源的控制范围与其意识觉醒之后的决策能力不匹配。通过系统保证管理者和一线员工实时交易同步，成为企业在未来管理中最需要解决的难题。
科层制企业的组织冲突
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最早的组织结构设计源自行政体制，采取集团公司-省-市-县四级结构。相对而言，中国移动通过集中化的网络和运维系统建设，县一级机构设置比较弱。
随着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电信运营商开始从分散、分权体制转变为统一集权的体制。在这个过程中，集团公司与各省级公司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人事任免和绩效考核进行调节，各省拥有很大的事项决策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事权集中为主的基地或者专业公司开始在运营商内部出现。为了促进梦网业务发展，尽可能利用省公司资源，中国移动在内部具有资源优势的省公司设立业务基地，为全网提供业务。在集团公司强力支持下，各省公司都被纳入到围绕业务明星运转的体系中。
同时，中国移动也设计了内部准市场机制，例如在基地省和非基地省之间的虚拟结算，以鼓励非基地省拓展基地业务，但主要还是依赖于绩效考核以及以绩效考核为基础的行政协调。随着统一市场的进一步形成以及互联网的冲击，基地模式离天花板越来越近。于是，一场以专业公司为主要方向的改革开始在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展开。专业化改革表明科层体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瓦解和消融。
内部合作成本和风险偏好的变化
从以行政机构为模板，到基地形态的半集中化，再到专业公司的专业化和垂直化，中国电信运营商的组织制度演进是不断适应统一市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显着因素是技术进步带来内部合作成本的结构性变化和风险偏好的变化。
企业内部的合作成本包括监督成本、执行成本等多种成本。科层型企业最显着的合作成本是流程流转成本、信息衰减成本、协调一致成本、风险规避成本。由于科层型组织内部的分隔，内部成员没有意愿做出符合市场需求预期的选择。科层型企业内部的合作主要是为了改变风险的概率分布结构。
在改变科层型企业内部合作成本和风险概率分布上，以下4种信息技术已经并正在展现出潜力。
即时搜索技术。它极大地降低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依靠信息不对称影响他人的能力因此大大降低。
社交网络。不同于搜索引擎主要是依靠机器的自动算法提供知识学习的帮助，社交网络为人与人之间建立快速便捷低成本的知识获取方式。
智能终端。任何小众的应用需求，在长尾效应下都可能获得产品供给方的关注并被满足；强大的终端计算能力也大大延伸了人们思考的工具。
无线宽带。3G和4G为代表的无线宽带技术，给大部分人提供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接入能力。这种接入不只是与各种网络应用的服务接入，更是提供人与人之间的数据访问和接入的能力。
智能终端和无线宽带使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信息点成为可能。在即时搜索和社交网络组成的硅信息点网络中，每一个人融合进来，使得硅信息点演变成碳-硅混合信息点网络。
在改变科层型企业的合作成本结构上，搜索、社交、智能终端和无线宽带的主要价值包括：
使违规代价变得昂贵。在信息辅助决策过程中，通过不对称的知识和信息获得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个人和部门的违规行为也会因为信息网络发达而在企业内被快速传递，从而对个人和部门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选择合作就有可能变成各方最佳选择，各方都不会在面临两难选择时把自己陷于违规境地。
使风险转嫁成本变得昂贵。由于信息不对称，科层型企业上下级之间和不同部门之间通过风险转嫁规避风险是一种常见的合作行为。在社交网络的环境中，信息不对称越来越向执行者有利的方向转移。基层执行者拥有的信息更加贴近市场，他们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和不同的组织内建立起自己的信息决策网络。高层管理者之间往往很难建立这种联系，使其决策风险变得越来越高。
高层管理者对基层执行者的信任成本加大。在科层体制中，逐级汇报的传递机制使得信息逐级筛减成为可能。在市场变化缓慢的环境中，信息筛减并不明显，因为在较长的观察期内，通过市场试错，高层管理者有机会纠偏。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市场变幻频繁，基层和下级占据信息的有利地位，高层管理者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从而增加了高层管理者对下级和基层的信任成本。
市场环境变化与科层组织的变革
移动互联网市场是一个注意力经济模式的市场，用户注意力大规模快速的变换是市场需求变化频繁的重要原因，但是科层管理体制并不能适应这种快速的市场变化。
以科层体制设计的传统电信运营商组织结构，在动态的市场环境和在新领域寻求业务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以下4个方面的不适应。
第一，等级森严的权力矩阵形成的倒三角资源配置和管理模式，使企业整体风险规避成为公地。理性的部门主管只关心自己所在部门的风险，没有足够的激励为全局风险提供有效的规避措施，从全局来看，风险局部最小化并不等同于全局风险最小化。
第二，漫长的决策流程和决策环节，难以适应快速的市场变化。在决策过程中既涉及到同一层级不同专业单元管理者的协调，也涉及到上下级管理者之间的交叉协调。而组织架构的设计是按照从总部到省到地市到区县的结构体系，其沟通和协调的成本之大可想而知。
第三，科层结构难以发现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科层型经济组织偏好的是平稳和服从，而不是对风险偏好较大的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这就造成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会被组织淘汰或自己主动淘汰组织。
第四，人在组织中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使传统科层管理体系受到结构性挑战。雇员之于雇主的独立，是指在新的信息技术例如社交网络、搜索引擎、智能终端的推动下，员工的行为决策不再是固定地单向接收来自上级和企业的指令，他们开始变成有思想和决策能力的“有面孔的人”。相比于高层级的管理者，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下，越靠近市场和顾客的雇员在应对市场变动上越具有决策信息优势。此时，管理者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从指挥者开始变成资源支持者。
扁平化与专业化：科层型企业的变革方向
一些电信运营商开始尝试以独立的专业公司的形式作为组织变革主要选择，并开始尝试性引入外部资本，作为自己移动互联网业务战略的组织模式选择。但应认识到，社交、搜索和移动终端的普及，所改变的不只是外部形势，更重要的是对内部合作成本的结构和风险概率的影响。为此，企业管理者需要应对这种影响，进行组织变革。
以市场契约重构业务单元内部合作关系
内部合作的外部化是降低内部合作成本的必然选择。为了适应外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以及大幅度降低科层体制内居高不下的合作成本，一些业务单元应当独立出来，用真正的市场契约关系重构不同业务单元之间的关系，把合作的收益和风险市场化，并通过这种市场打破内部的部门分隔。
中国电信运营商正在积极的开展探索。中国电信旗下产品基地天翼视讯、“爱游戏”基地成立公司，自负盈亏进行游戏业务的投资、收购、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中国移动成立独立的财务公司、国际公司、终端公司、政企公司，用市场契约重构专业化运营体系。
专业公司运作需要引入外来创新力量，收购或参股新锐互联网公司，专业公司与各省运营公司按契约办事。避免行政干预、避免流于形式取决于改革者的决心和信心，也取决于合作成本结构是否真正得到改善。
以社交契约关系重构合作关系
孤岛式的部门行为信息和个人行为信息，已经具备组织起来的条件，并能够通过个人与组织之间以及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分享和社交分享，发现那些以前没被发现的价值。
比如在新的位置技术、物联网技术、能源控制技术、移动计算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实现对每个员工的精确的能耗管理。如果这种能耗管理能够在不同的员工之间和不同企业之间进行分享和共享，则可以影响行为。如果进一步设计出激励制度，则有可能更进一步改进企业的能耗水平。
以社交契约建立的合作关系是对传统行政命令式管理的冲击。用社交契约关系重构企业内部的合作机制，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基于长期职场信用积累体系的重构。这可以显着降低内部的流程流转成本以及协调一致的成本。
企业家才能发挥的适应性激励机制
像电信运营商这种市场化程度较高且居于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在向扁平化和专业化的运营机构转型的过程中，成败主要在于能否通过机制优化，为那些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提供施展才能的土壤。
相比普通专业管理者，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是风险偏好型的。他们并不满足于四平八稳的工资收入，而更愿意获得高风险所带来的潜在高回报；他们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组织生产及运作才能。因此，居于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专业化运营和管理改革的重要主题，就是不断发现和寻找企业家。对于科层体制内的高层管理者来说，由于与体制内的多层级之间的管理者和执行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的弱化，他们需要寻找一个代理人阶层，在扁平化的管理组织变革中，代替自己行使监督和管理的权力。
企业家阶层的出现，能够降低流程流转成本、信息衰减成本，并能够改变风险概率结构在高层管理者和基层执行者之间的分配，因为他们承担了部分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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