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问了一个大问题，为什么我们这片土地培养不出大师？一种戏谑的回答是，“大师不是在填表就是下海了”。所谓大师在填表，指的是学者沦为官僚管理制度之下的员工，不得不在种种监督考核中争取“政绩”。大师下海了，指的是学者成为了市场大潮中的弄潮儿，一心想赚钱。较理论的说就是今天的学术界治理模式错了，填表指的是层级治理，下海指的是市场治理。
为什么学术界不合适层级治理及市场治理呢？综合威廉姆森，格兰诺维特及包威尔等人的治理理论，我们大致可以说一种“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如果不确定性很高，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则很可能在市场交易中产生欺诈，此时就不合适市场治理，需要在“长期关系”中加以治理。而关系又可分为权力关系与信任关系，前者就是层级治理，善于在一套规则下以绩效统计来维持交易秩序。很不幸，如果这“产品”又很不容易以量化绩效衡量其好坏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用权力打分数就失效了。此时，这“产品”需要供给与消费双方在长期关系中形成信任机制与声誉机制，并在利益相关者的圈子中形成相互监督的机制，自组织成了最好的治理选择。简单归类下，“产品”如果有下列特性，则需要双方的信任关系：
? 一、行为不确定性高—很难用可观察到的评量工具收集绩效指标，尤其难以用统计数字说明积效
? 二、产品是多区隔的，甚至是一对一的。这需要相对独立的团队直接面对消费者，可以随机作出决策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 三、产品是感受性的，同样的，这需要相对独立的团队直接面对消费者。
? 四、产品是合作性的—要供给及消费双方合作，产品才能产生效用，如教育、医疗、社区治安等等。
? 五、环境高度不确定，需要弹性随时应变。
? 六、信息高度不对称，那些律师、会计师、知识产业研发人员，都具有差距很大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很难全懂。
学术界适合自组织治理模式，这是因为，其一，学者的考察评价时间极长，学术价值也难以界定清楚，所以很难量化为短期的绩效指标。市场治理之下，学者关心的都是应用研究，追求市场价值，而科学的基础研究从初期到成熟应用常常需要三四十年，所以创新性研究不会有人作。层级治理之下，为了绩效需要，高校只能以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职称评定的标准。这造成了种种恶果：滥竽充数的烂文章横行，期刊卖刊号、收版面费，产生论文发表的产业链，国内学者招待国外三流期刊编辑以求获得SSCI发表等等，带来学术伦理不张。
其二，国外学界采取的都是同侪评议制度，即由本校或外校该领域内知名的专家给出意见，来决定是一个人是否具备资格升等。为什么？因为高教界的产品是创新性知识，信息高度不对称，不是同侪很难评价。
其三，真正创新的知识面对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一定是试错，失败，再试的过程，所以资源提供者（消费者）要充份授权，生产者才能随机应变，屡败屡战。
最后，学者对研究生的培育旨在教导出创新性人才，是需要双方合作才能有好的绩效，而且应该因材施教，属于一对一服务型的产品。所以，创新知识的产生需要在一个信任的环境中孕育出来。
事实上，今日学术界最需要的，是改变治理模式，变成自组织管理。层级治理下，学者成了公务员，不敢作事也不敢“出格”，市场治理下，学者成了商人，短视近利，不会作长期的研究以及真正创新的研究。
然而很不幸的，这套自组织治理并不适用于今日的中国，在缺少学术伦理以及学者自组织的学术社群时，信任供给不足，这更容易造成作假、搞关系、拉派系横行的现象。自组织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一套专业伦理和志愿者精神，它是信任供给的来源。自古以来擅长自组织的中国社会原本具备很好的基础，然而在近代的社会变迁和思想变革中，这些东西反而被忽略和破坏了。时至今日，我们应该重新看到学术伦理与志愿精神的价值，有了它们，高教改变成自组织治理模式，这才是中国产生大师之道。
本文理论部分摘自本人所写的“中国商道”一书，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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