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的特点是越博弈越少，而共谋的特点是越共谋越多。
共谋既有朴素的自然自发共谋，更有领头羊，组织者高瞻远瞩，整体设计之后的自觉共谋，后者恰恰是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
和谐社会之所以和谐，就是有超然利益高于每一个个体的局部利益，而这个超然利益的追求过程，可以放大每一个个体利益，也许局部个体利益暂时受损，但中长期而言，大家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
比如为全体村民谋福利，并建立一套特殊制度的华西村，南山集团，魏桥集团就是典型的中国式共谋行为的产物。
浙商的商帮行为也是共谋的产物。
当然，一些坏势力也会形成共谋，比如美国这次回归亚太，与很多宵小之徒之间形成共谋，欲遏制中国于崛起途中，遏制中国使得他们有了共同的利益，每一个成员又都满足了自身的局部利益。
比如怎么调控房地产市场成为政府最近的执政难题。
让我们用共谋理论来解构一下房地产产业的真相。
比如说很多城市的长官们，开始和房地产商共谋，一方面房地产商可以带来稳定的城市经营费用，拍地的时候价款较高，支持城市的经营和发展。
另外，一件不为外人道的东西是，过去作为城市的长官，如果行贿送贿，点一多，战线一长，面一大很容易败露，但现在很多地方的行政长官综合下来，只收几次很庞大的城市经营的企业的贿赂，贿赂点非常集中，金额极大，贿赂过程极其隐密，败露的可能性相对变低。而这种利益获取的冲动，使得长官不仅以最大的姿态和动力，促使国有企业修地铁，造绿地，做环境，做配套，而且有力地、迅速地利用国有企业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信息不对称，将因国有企业做铺垫，做成本投入而拉高的城市土地的预期，提前防风给开发商，让开发商在获得不均衡信息的情况下，相对高价中标.
而这个高价背后没吐露的信息是，要修地铁，要造绿地了，要配套其他基础设施了，如果这个信息均衡被所有开发商获得的话，开发商一定会捶胸顿足，因为那个中标的企业，事实上是占了大便宜。而这种长官与开发商之间，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几乎变成了一个公式化的行为.
开发商知道，必须过长官这一关，长官知道，必须给开发商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所以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博弈，而是共谋，合起来完成一件龌龊的交易。既满足了长官行贿点少，集中隐密的内在需求，也满足了开发商在招拍挂大背景下，在相对公平的外因下面，仍然要我获得较高的土地隐藏价值，土地未来价值，从而为我下一步开发获取毛利，埋下伏笔的这么一种目的。
当然，整治房地产市场必须也从这个共谋的核心做起，从破坏和挖掘共谋的内核，解构其运行机制做起。
但凡多种目的的达成，都在一个共谋框架里达成。所以破坏共谋成员的多种目的的达成，也是遏制和破坏共谋的关键。
政策设计者们再也不能抓瞎，必须深刻理解共谋，必须从共谋的机制深处发动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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