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有些事未必不是确定不疑的。譬如，中国的经理们对中国管理学术界存有不满和轻视，相对而言，他们更渴望得到经济学家的教诲。经理们抱怨学者们未能及时地挖掘其行为背后的真正逻辑，不能对他们的问题给出良方，为其迷惘指引方向。在用的层面，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借鉴其他经理的做法，更愿意拜“洋和尚”为“导师”，甚至还有企业家公开收徒，传授中国式创业、管理和领导的秘籍，诸如此类。
毋庸置疑，这背后当然也有经理人和中国商业生态的种种是非。许多企业家绝非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型企业家，充其量是大企业主，他们在“台风来了，猪都会飞”的年代，所获得的成功即便未必不是暂时的，也多少不能毫无遮掩地自以为是（譬如，《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主人公学历造假这个“小案例”背后所揭露出来的荒唐故事）。
学术与实践：“双轨”运行
中国的管理学术和中国管理实践者，从大数上说，即便未达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是在“双轨运行”。
不过，据詹姆斯 · 马奇的观察，在诸如医学、工程学、法学、教育学、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学院以及管理学院（商学院）都存在着如是争论：学术的有用性。马奇描绘道：管理学院（商学院）的争论分为两派：一派为管理学教育冥顽不化，追求学术纯粹性、牺牲有用性而痛心疾首；一派为管理学教育目光短浅，重视实际问题、轻视基础知识和基础研究而扼腕叹息。
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 · J. 萨金特（Thomas Sargent）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 · A. 西姆斯（Christopher Sims），由于对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而获奖。有记者问向来犀利的许小年教授获奖者的研究成果有何现实价值，他“毫不客气”愤然答道：“别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天下事，学术就是学术，不问现实意义。前两天颁出物理学奖，获奖人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有何现实功用？胡适早就说过：‘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一句‘学以致用’，害得中国没了学术。”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老问题，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管理学界，却显得颇为紧迫。并不老练的中国管理学术界正在企图寻找自己的价值，他们必须因为这样一些问题而挣扎、纠结：中国的经理们是自己的客户，还是学生？如果是客户，他们能为经理们提供什么具有价值的“服务”，仅仅贩卖国外的管理思想、研究，并以此发展出对企业管理的工具，甚至连工具也直接“拿来”？他们能深刻洞悉客户的需求吗？还是像乔布斯一样，信奉“顾客多数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如果是学生，他们又能培训经理们—尤其是开着宝马、奔驰从“恩师”的自行车旁边疾驰而过的“学生”们—何种思维、技能，启发其何种蒙昧？
在中国文化体系里，会使用“既又”句式和思维的人十有八九。对于原本应该“相互纠缠而不是相互对立”的经验知识和学术知识的“恩怨”，任何一个智商在60以上的人，特别是有些官员们，会急不可耐、脱口而出地告诉你这样一个答案：平衡和整合。
知易行难。平衡点在何处？如何整合？请你不要往下问。
美国商学院里的“河东河西”
我们可以稍许安慰的是，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的商学院历史上以及现在也同样存在着。
20世纪上半阙，商学院的用处在于为想靠管理为生的学生提供敲门砖，其博士点几乎不为学术谋，它们聘请经验丰富的经理人做教授，“企图通过案例教学法、老师参与咨询法、课程论文结合公司实习法复制经验，力求成为‘最佳实务’的传播者”，这让人想起职业技能培训和那个业已古老的制度—师徒制。据马奇介绍，连哈佛商学院在哈佛也是被瞧不起的二流学院。这就是代价。
赫伯特 · 西蒙如是写道：准确也好，不准也罢，我们认为那个时期（二战刚刚结束），美国的商学院教育还处于洪荒的职业主义（vocationalism）阶段，需要开垦，以及尽快进入基于科学的专业主义（science-based professionalism）阶段，就像医学和工程学在之前一两代所经历的转变一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变革发生了，就朝着西蒙所描绘和“建议”的方向发展而去。基础学院（譬如数学、哲学等等）的教师被抽调到商学院，以支持商学院的变革和“求上进”。商学院减少了直接与实务挂钩的研究项目的支持，转而强调通过研究产生知识，提高治学严谨性，多用数学模型，多应用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用正式的分析代替经验法则。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90年代，商学院的学术化、脱离实际被部分“革命者”（其实是回归传统的“保守派”）嗤之以鼻并猛烈攻击。的确，你很难想象，一个经理人会轻而易举地应用博弈论、混沌理论、进化论、图形学等等来管理他们的下属和负责的事务。
“双十主张”，“吹响面向实践的号角”
类似的声音，在中国也有，起先还算稀落，渐强，渐强。
2010年11月号的《管理学报》发表了一篇有三十九名学者联署的倡议书—《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在分析了中国管理学术之弊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科学未来发展的10项倡议和10个方面的突破。
该倡议书由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齐善鸿教授领衔。其余三十八人分别是：白长虹、陈春花、陈劲、程新生、韩德强、焦媛媛、李德昌、李季、李莉、李新建、林润辉、刘广灵、刘云柏、罗纪宁、罗永泰、彭贺、齐岳、申光龙、沈超红、石鉴、孙继伟、王芳、王学秀、吴晓云、武立东、武亚军、邢宝学、许晖、薛有志、严建援、杨坤、于斌、袁庆宏、吴剑峰、张永强、周建、周建波、周晓苏。
文章的核心是，呼吁管理学者“走出书斋，投入到管理实践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理论”，认为这是中国管理研究的必由之路！
这10项倡议是：（1）研究者要深入到管理实践中去寻找问题，寻找实践给理论的挑战和启迪；（2）研究者要以职业的责任感和做人的良知去对待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主动与实践结合；（3）管理机构要注重成果评价中的实践导向，如何评价也需要规范化并使之科学化；（4）研究者和实践者要积极地靠近，联合起来共同探讨管理中困境的解决办法，相关机构也应该支持；（5）基金资助机构和管理者，要引导理论和实践结合型研究，不再单纯看文章数量和质量，而要加大评测实践效果的比重；（6）真正的研究者要坐得住冷板凳，“十年磨一剑”；（7）教育机构应积极提倡和鼓励研究者深入实践，积极创造机会；（8）学术期刊要大胆关注实践类探索文章、反思和思想争鸣文章；（9）研究者要勇敢突破学术研究小圈子，跨专业合作、融合；（10）企业要注重人的成长和发展，关怀员工和顾客内心的幸福感。
10大突破是：（1）加强管理思想史的研究，从管理哲学的视角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2）未来要在管理的根本问题上实现突破，而不是就细枝末节进行原有理论的阐发；（3）未来的研究成果一定能够转化为生产力，不再是文献堆砌和自言自语的大部头；（4）未来的管理研究是基于经验又跨越经验、具有理论高度和对现有理论具有突破性的管理新命题；（5）未来的管理研究会重新定位企业的性质，并将走出单纯经济组织的藩篱，重塑一个有机系统的思想体系；（6）对人性认知的改变将为新的思想和理论的诞生敲开管理智慧之门；（7）将在企业家的人格塑造方面产生新的视角，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将成为引领；（8）将循管理思想的逻辑演进方向向前推进，并借助哲学和数学等实现突破；（9）外部约束性制度不是万能的，制度在心灵契约高度的突破将完善其效能；（10）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将成主流，造就员工幸福快乐，关心社会民生，环境优化，更好的人文、自然和生态，这是未来管理研究的价值取向。
躁动“挤兑”严谨
这个“双十主张”，涉猎甚广，而且对管理学及管理研究的未来言之笃笃，在观点上必然有太多值得商榷之处。然而，被“发难”之处却是起于青萍之末。
这原本是一个倡议书，却又“穿”着它颇有些不屑的“学术八股文”的外衣，发表在一本学术杂志上。这种“悖论”为它所遭遇的质疑与批评埋下了伏笔。旋即，它就遭遇了来自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韩巍博士近乎调侃又近乎吹毛求疵的“挑战”。
韩巍以“珍惜学术表达的自由”为题，指出齐善鸿的“宏文”的三点事实错误、两点逻辑错误。具体此处不赘表。但是，韩巍以“以小见大”的方式，指出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呼吁同侪严谨者自己为文著述颇不讲究。曾记否“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相对而言，徐淑英教授在2009年以来不断向中国的管理学人亦呼吁面向实践。她在接受《管理学家》采访时说：“我们要争取做一些符合实践的研究题目，就是取题不要从文章里面去取，应该从实践中取—在管理上有一些不能解释的操作，怎么样的操作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针对问题来做研究，用实验的方法去看怎么操作，能够对企业有更大的帮助。”
这部分反映了中外学者的差异。徐淑英教授接受的是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她对同一问题的阐释就大小得当，绝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concept to concept）同义反复。
本质上说，齐善鸿们表达的与其说是对当下学术圈的不满，倒不如说更多是一种莫名的躁动。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伴随着欧美经济和公司接二连三的丑闻和失败，一股子“先生也不过如此”或者“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的心态，在国人中油然而生。原本就有的、在近代受到严重伤害的大国心态和大国崛起的“复兴之梦”再增砝码。正是裹挟着这样复杂的情愫，政治家、科学家们都以在某领域或者学问打上“中国”烙印而自豪并大肆张扬。我们以各种证据来证明这个民族具有的优越感，这与孔子教诲的“君子坦荡荡”真有些相去甚远。莫名躁动的另一份底气来自于，悠久的历史，滔滔历史江河之中，人来人往，英雄迭出，王朝更替，各色组织并存，你唱我演。
学术需要激情，但是更需要严谨，需要“双十主张”中的“冷板凳”精神。学术界的真正领袖从来就无法指定或者行政任命，也不是选举出来的。倡议者高高在上的姿态，必然适得其反。学者之高，是因更接近真理，是因为立在著述之上，而非权力之阶和自我拔高。
马奇论“有用性”
我们无意，亦无能为力为管理学术的有用性问题做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但是，我们可以参考詹姆斯 · 马奇对此问题的思考。况且，正如马奇所分析的，“明里争的是理，暗地争的是利”。
如果谁要请益于詹姆斯 · 马奇，他会对前来的经理人说，“我几乎肯定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可说”，但是，“我也许能从一个十分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给管理者提供一些‘边际’帮助”。
现实中有许多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也没有出现新变量，纯粹是出于无知的前赴后继，如果要有用，那么就意味着管理学者也要重复。
何为有用无用？“管理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个体和集体的需求。”然而，这是个主观概念。也就是说，“客户”首先要明确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它才能给“产品”一个打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有“自知之明”的人未必常见。除了前述乔布斯狂言——“不用做调查，消费者并不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福特也有一句名言：“如果当初我去问顾客到底想要什么，他们会回答说要一匹跑得更快的马。”人们经常因为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价值观而忽略了真正的需求，譬如回答“稻盛和夫之问”—作为人何为正确？
这也正是马奇引用穆勒对边沁的批评：边沁没有领会或者表征一系列基本的人类情感，这些感情更少地来自关心人类机构和实务的有用性，更多地来自要求人类机构和实务确认、表彰、复制人类精神的关键元素。人的行为不是基于预期的结果，而是为了履行责任、实现自我。
即便我们秉持有用性的标准，也面临着两个难题：定义模糊、含义复杂、难以精确测量；在实践中，有用往往意味着短视，大多数人都懂鼠目寸光的可笑，却又对“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这样的论调在行为上趋之若鹜。商学院不能只培养解决当下或者三到五年内的问题的管理者；否则，二十年后的企业的问题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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