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有69家企业荣登2011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以后，全球对中国的看法即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当然这些剧烈的变化背后，事实上是一种一直在演进的言论——“中国威胁论”，逐步转而成为“央企威胁论”。这些央企威胁论的观点恰恰是来自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成为他们对中国企业贴上的一个新标签。西方如何威胁我们的？他们使用了什么手法？央企又处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去应对？均是本文要揭示的内容。央企究竟威胁谁了？西方对于中国国内及国际的压制、干预、阻挠体现在哪些层面，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如何应对本文也要给予中肯的建议。央企还能够威胁谁？本文又将央企威胁论涉及到的主要企业，尤其是今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逐一的进行央企威胁论的剖析，逐一的提出见解和看法。 一、一种看法及利益同盟迅速形成
央企威胁论之一
必须主动管理和最大化的应对央企威胁论
最近我们注意到，自从中国有69家企业荣登2011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以后，全球对中国的看法即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当然这些剧烈的变化背后，事实上是一种一直在演进的言论——“中国威胁论”，逐步转而成为“央企威胁论”。
此次中国69家企业（内地61家）成为世界500强，仅次于美国，超过了日本，既是代表中国体制（或者国际上流行的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成功，更被视为是央企财团、央企系之间，通过一种基于计划经济、人造经济的复杂的合谋，而形成的超企业竞争优势的成功。
这些央企威胁论的观点恰恰是来自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成为他们对中国企业贴上的一个新标签。
上回美国众议院的访华团来到中国，本来中国意在向他们解释，想让他们亲眼看到：所谓的推动中国汇率改革，压迫人民币升值等等问题背后，是资源链条上巨大的不平等---中国牺牲了资源与环境，扭曲了基础资源与原材料的定价体系，牺牲了劳动力资源，来补贴美国人的生活。
但是这次访问造成的一个负面后果是，这些议员们惊讶地发现，人民币币值可能被低估的背后可能是更可怕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政府通过种种手段，交易、补贴、安排特殊贷款、政策保驾护航等手段，形成了所谓的央企超企业竞争力。
他们进一步认为，中国压制了外国企业在华运营的竞争力，包括政府采购、准入制度、经营政策等等，都在有意无意制造门槛。他们还认为中国在国际的大手笔并购，其实背后仍然是国家力量在发挥作用。他们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央企（甚至也包括省属企业，中国民企也被笼统的视为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在第一、二、三世界当中，大量地并购资源、企业与技术，从之前的高科技、制造业，到现在的资源型并购。
外国媒体、政要一致认为，这种在政策掩护下的超企业竞争行为，可能是西方自由经济的最大威胁。
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基米特称，由于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政府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500强企业势必将继续增多。
让整个西方企业不安的是，中国许多进榜企业都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国企中更特殊的一个群体，相当于军队当中的特种兵部队）尤其是进入《财富》500强前十名的三家中国企业--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中国国家电网。深入的动摇了西方的管理与经营信心。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布雷纳德指出，美国认为，中国应“取消一系列为国企提供低息贷款渠道的金融管控”，这让中国私企和外国竞争者处于劣势。
美国副国务卿霍马茨近期发表演讲称：“不应由美国来质疑其他国家成立国企是否明智。但如果其与美国企业之间的竞争环境不公平，这的确令美方担忧。” 他列出中国等国家的国有企业在争夺市场份额时所利用的“众多优势”----赋税低、规范少、保护国内市场或优先接触国内政府采购市场，人为提高了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降低其运营成本，提高其销售，促使其能投资新科技，以提高国内外竞争优势。
美国商会和服务产业联盟发表联合报告称：“世界经济出现新动态，威胁美国企业和工人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动摇美国市场经济核心信念。” 这两家商业组织抱怨称，中国和其它国家对国企的政策优惠很多，补贴力度也很大。“目前还没有妥善有效的国际法规，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中美商会官员近日表示，中国国有企业才是美国的“最大威胁”，美国政府应该将注意力从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移开，转向中国国内那些不利于美国企业同中国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准入壁垒。
报道引述中美商会主席狄安华的话称，在电动车、清洁能源和高铁等领域，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扶持本地企业。他说，中国国企向全球扩张，现在不仅在中国国内、甚至在海外的商业竞争中，都可以击败美国企业。美国商会顾问、安可顾问公司分析师麦克雷格称，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是 “危险的”，让中国在其他 “更伤害美国企业的工业政策”上免受惩罚。
奥巴马政府还在敦促经合组织（OECD）维持“竞争中立”框架，以确保政府扶持企业在与私企竞争中不会享有不公平优势。
美国众议院5月25日经口头表决通过一项新修正案规定：一切归中国政府所有或隶属于中国政府的企业，都被禁止向美国提供国防用品，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放弃这一禁令前15天向国会提交报告。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近日在「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表示，中国现在到美国的投资，几乎全部被否决，只有私营企业的投资有些还得到同意，只要是中国的国营企业，一律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
这种观点在世界500强排行榜出炉以后，更加显现，借由西方的议会政治、媒体政治，转而把这种观点通过民意压力、舆论压力，迅速地成为了政府行动指南以及立法基础。
二、西方对我们军事上的包围与显性的遏制手法告一段落
之前我们最担心的，我们所顾虑的，以美国为核心的若干国家联盟，以及以美国为背后操纵者的代理者集团，对中国形成C型包围环，以及制造了中国周边国家的发展噪音来羁绊中国。
这种遏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军事力量上的威慑和压榨，各种试探性的对中国底限的挤压和挑衅。
第二，提升中国周边国家防务能力，进而牵扯中国的注意力，进而分散中国一心一意进行经济建设的能力和决心。
第三，通过不断制造地区噪音，来阶段性地使得中国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政策调整和被动出台各种局部应对策略，从而打乱中国经济发展的节奏和连贯性。
我们尽管小心翼翼地处理这种所谓的因中国威胁论带来的发展上的波折，尽可能化解各种因意见，因周边以邻为壑的防范心理带来对我们发展可能的影响。
同时，中国一方面在用防务上积极强化，同时又保持低调的声音，看似矛盾的二个行为，在舆论和实力两条线上分别和西方的军事力量和传媒力量进行一个很有趣的阴阳结合的博弈。
这种长期、多种手段综合应用的遏制中国的手法已经把中国与世界未来的体制冲突揭示的非常清晰。
但美国最近这次的几乎的债务违约，大大伤害了美国的领导力，令美国已经几乎完成的C型包围环，和四周欢迎美国重返亚洲的各种欢呼声，美国初步树立起来的道义领袖地位，甚嚣尘上的一强多极的格局略有减弱，客观上降低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声调。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西方利用娴熟的政治操作，利用娴熟的课题生成能力，几乎在转瞬之间，将中国威胁论，转化成了央企威胁论。
三、西方操弄央企威胁论的种种手法
第一，利用各种手段，从资源、农业、原材料、专利，乃至货币供给，国际金融秩序的操纵，来遥相呼应地打乱中国经济的发展节奏。
之前的面对中国威胁论的娴熟的操作，现在已经逐步地转化为对“中国看得见的手”——央企的一种遏制，把之前用于对付中国一个政治经济宣传手段，逐步地分而置之地用之于中国央企。
第二点，会动用类似《反垄断法》的力量和立法，并购合约的审批程序、拖延和阻止、反对并购对象的背景审查，以及设定诸多的并购以后的政策门槛等手段，打乱以及阻挠中国企业在海外可能的并购。
我们可以想见，从今年开始，央企的海外并购之路，资源、技术获取之路会变得艰难----在非洲的基于国家战略的资源获取；在欧洲的基于欧洲经济衰落的，高科技企业、金融企业的获取；以及在北美的可能意义上的重工业企业的获取，会受到极大程度的阻碍。第三，通过所谓道义力量，传媒霸权，突显中国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尤其是央企运营过程当中的非市场化的领域，将之放大、上升成为对正常企业的欺凌，和对西方经济的侵略，从而营造一个恶劣的中国央企发展和国际化拓展环境。
第四，要求中国加强、加快金融市场开放，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中国对西方企业实现全面国民化待遇乃至超国民化待遇等等方面的舆论的营造和压力的营造。
第五，借由贸易顺差所产生的国民情绪反弹，以及国内政治力量，对中国的出口行为、汇率行为，以及央企的海外行为，包括中国国家层面的文化传播行为(孔子学院，各国的中国文化周)，以及对非洲的援助行为，进行打压、异化、妖魔化，从而营造环境的不稳定。
四、中国央企的国际化背景
从中国来看，央企的国际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走的一条路。原因如下：
1. 是保障与国际间深度交往，强化互信，互信融入，保障和平的必然。
2. 是获取国家发展的必备的资源，技术，装备，先进理念，文化的必然。
3. 是通过国际大分工，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大化，经营，多赢局面追求的必然
4. 是中国企业学习先进管理技术，运筹全球资源，造福于东道国的必须。
5. 是加深国与国的交往，互为福祉的必然。也是我们开放市场后的必然要做的补偿性设计。
6. 是适应国际化竞争的本质已经成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生态链系统的竞争的必然。
7. 通过积极的经济往来，创造就业的必须。
8. 引领国内相关产业链升级，发挥领头羊效应的必然。
9. 是深度嵌入国际大供应链，嵌入国际技术标准体系的必然。
10. 是改变中国低端产业链分工，通过逐步拥有国际产业链条的某些端点，向国际产业链高端发展的必由之途。
11. 是适应国际化分工，规模化经营的必须。
12. 十二，央企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国家意志落地有形的手，去执行国家的能源战略、防务战略、资源战略。包括具体的用这有形的手，去进行事实上的结盟活动，协助那些事实上与中国站在统一阵营的若干国家的经济纽带的建设。
我们的央企的走出去，事实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
第一个阶段，我们鼓励央企贸易国际化，学习日本式的综合性商社。第二个阶段，我们鼓励生产彼岸化，生产布局国际化。第三个阶段，我们鼓励建立国际化的营销网络与品牌。第四个阶段，我们终于发现国际化的本质是要进行国际资源整合，在全球高度上，在不同地区整合当地高优质自然，技术及管理资源，全球布局导致形成多个相对优势的集结。第五阶段，我们逐步地看清一个事实，原来成功的国际化都是在国家贸易制度，产业制度，外交制度，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的整体安排下，有序地，有规划地，以国家的文化与外交为引领，以防务为依托，以国家的货币政策，国家的金融制度为主线的一种群体组织行为，甚至往往是在政府帮助之下，是一个国家的国家行为。
当我们终于洞悉了这一点，看清国际化的实质时，先发的欧美国家已经决心不给我们太大的发挥空间和超越的可能，一种基于体制的排斥和默契的一致行动，随即转化为强大的环环相扣的对中国企业的倾斜、拒绝、压榨和反弹。
五、如何应对央企威胁论
作为中资企业，如何在央企威胁论即将成为事实的大背景下，进行相对具相而稳健的操作呢？我们有如下建议。
第一，竖起风险管理的大旗不倒，紧密注意把央企威胁论作为我们风险管理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维度，通过对东道国的选择，对东道国政治文化环境的选择，来有效管理央企威胁论。
西方经过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建设以后，老牌企业帝国已逐步形成，但凡国际上的资源高地、技术高地、市场高地，老牌企业通过实业资本加金融资本加商业资本，三轮运转，已经将优势资源吃干榨光，中资企业现在到全球去，只能到政治不稳定、环境恶劣、基础条件差、工业配套设施落后以及专制政府等等特殊环境当中去，或钱权交易非常严重，政府效率低，贪腐相对严重地区或国家发展，所以如何树起央企威胁论的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大旗，在这样一些特殊国家中，踩好点、布好局，是我们的第一个关注点。
第二，在发达国家里面，我们依然要努力去获取可能获取的资源，尽管由此形成的路非常漫长，但是我们要学习日韩企业在国际化当中的有效的经验和手法，努力地去构建庞大的友善人脉，从院外说客集团、利益游说集团，以及东道国的大型企业与我们之间所建立的利益共同体，包括重磅级政治人物、政治交往团体的构建，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央企威胁论对我们的冲击，尽管可能不是根本性的一个解决方案。
第三点，给央企的国际化提了一个巨大的醒，如何低调地在当地市场化的进行，尽可能地不把央企的超企业竞争的特色带到国际上去，至少是不要明显地带到国际上去，恐怕是央企国际化的一个重大考量。
第四，央企如何转型，以财团的身份，隐藏在若干市场化公司的背后，以央企特有的能力，成为强势出资人，来推动旗下若干与境外公司的合资公司，以及利用“跟投”国际产业基金与投行等手段，与国际公司之间形成跳双人舞乃至集体舞的能力。
第五，如何通过我们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利用轮动式国际化手法——在欧美国家陷入到相对低谷时期，把握跨国并购的战略机遇期，形成我们进入该国的高峰，而在该国经济高潮时期，形成我们退出的高峰的这样一个冲浪式国际化。
第六，中国国企，尤其是央企领导人，如何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声望，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形成自己的声音、理论、观点、提法，从而彰显中国思考，彰显中国对市场的认知，从个人魅力、个人的人性等维度，形成一定意义上对央企人性的再认知，形成软性的友善环境。
第七，对央企来讲，下一步的国际化，如何形成与中国的民企之间的友善联盟，央企不擅长做，不方便做的，是否可以由中国民企去做，中国民企不方便做，不能做的，是否央企可以搭一把手。
第八，在下一步发展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我们和我们的周边的友善国家之间，和我们国际上的友善国家之间，形成一个普遍的泛联盟机制，合作机制。然后同非友善国家之间，形成相对市场化、贸易化的一个界面。在友善国家之间，推动资源有序流动、产业转移等行为，而在非友善国家之间，主要推动自由贸易、中国优势产品的出口，以及战略性物资和产品的进口。
第九，在下一步发展过程当中，能否与中国的非友善国家之间，通过利益联盟的建立，合资公司的建设，形成相对强大的进入能力，尤其是积极介入到该国的非国计民生产业的持有、运营。
第十，能否充分利用中国央企特有优势，比如说在电动车联盟等方面---以中国市场为大实验场，通过强大的统一协调能力，综合设计十六家主要联盟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作关系，跳代发展，跳过这一代机械汽车总成技术，直接在电动车总成技术上形成若干中国独有能力，因为该标准是举一国之力，综合形成，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和作为，从而形成向国际上强大的出口能力，进而超越纯机械汽车技术。最终，以该项特有技术的形成来构造中国产品与技术优势，形成中国吸引力。
我们主张中国企业应该积极使用这一模式，在若干重点技术上形成突破，形成中国出口装备、项目、技术，一揽子解决方案强项。中国的国际化不能一直简单地是个低端技术的基础之上的国际化，必须有一些国际上缺少的，国际上不能或难以形成的能力和产品。
从全球来看的话，中国的高铁、电动汽车和大飞机，有可能是以超大国家体量，以整个国家为实验场，以整个国家的计划经济能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并且形成真正意义上国际标准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当然这完全看中国的决心，以及央企能不能在这方面形成共识和合力。
第十一，未来，中国政府在国际化贸易，全球金融治理等方面的能力，必须依托与中国企业，尤其央企的国际化，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必须得到政府贸易管理能力、金融治理能力的支持。
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央企威胁论最终可能会形成国际上对中国央企的一个综合的遏制行为，通过掐断中国若干有形的手，最终遏制和使中国经济失去活力。
央企如何在这样一个大包围当中有效突围，恐怕是下一步国资委层面、专家学者层面、政府层面、中介结构层面，以及当事央企的领导层，央企海外公司层面，央企战略发展投资层面，共同思考的一个大问题。
第十二，我们必须进一步厘清，央企大量的海外并购的失效，海外资产投资管控的无序，低效国际化背后，到底有哪些因素，政治筹码占有多少比重，人为因素、决策成分占了多少，操作成分占了多少，操作成分占了多少。在接下来的新一波的挑战下的国际化，是否应该有更新的思考的介入，更新的手段的介入。
从长线来考量，我们不应简单的认为，时间站在中国这一面，我们还具体地要通过中国在国际上的资源布局，主动地调整我们的出口数量，主动调整国内的原材料定价，理顺自然资源定价，把已经扭曲的定价调整回来，牺牲一部分出口数量，提高出口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咽下自己过于鼓励出口所造成的产能过剩的苦果。
在消化产能过剩过程当中，积极将中国的军工市场、电力市场、铁路市场、基础建设市场，大批量地向民营企业开放，进而消化这部分过剩产业转移可能对政府形成的压力，从而以内养外，以稳定的内部，形成向对外扩张的能力。
第十三，我们要思考中国的外交思路和外交操作要进行大的调整与变化，把中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的旧认识转变为外交是中国与国际关系的设计中心，而内政是为之服务的一种新认识。
中国与国际各大经济体、政治体之间的交往形态，要发生大的变化，不能简单商业利益化，也不能完全不顾及对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与我们的长期利益。
六、做好央企威胁论的持久战准备
我们预言：
第一，下一步,西方会形成很多针对性的操作、立法、潜规则的设计，势必会形成对中国的主权基金，央企的一股强大反弹力量。
第二，西方势必会在央企所生产的产品，所出口的产品，所进行的主要业务上，对中国进行多层面的施压，以及一定程度上的非正常市场竞争行为的压制。
第三，西方一定会用各种政治力量，督促中国在使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前提之下，进一步弱化中国央企的超市场行为。
第四，中国目前已经喊出来的央企整体上市等等行为，国资委最终成为若干央企的持股人，等等行为，事实上已经在呼应西方这种压力，是想一定程度上缓解彼方之压力。但从根本上来说，满足不了西方步步为营，图穷匕现，无止境的地对中国央企的，事实上是对中国经济能力、政治能力的遏制意图。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的提法和实际操作之间，到底应该形成怎样的夹角，我们的提法是不是真的应该落实成那个样子，应该拿央企怎么办。
第五，长远来看，中国的国际化，势必是以中国新价值观的形成，中国在国际上更新的角色的积极的建设为依托的。不可能简单通过企业这个局部因素国际化的成功，来拉升中国这个系统在国际上的地位。
中国在国际上的力量、关系，价值观的建设，包括重新解释中国模式，重新解释中国与西方的体制差异及未来体制的走向。才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成功的前提条件。
对以上问题的持续关注，主动管理恐怕才是这一波央企威胁论的真正的消解之途、解决之道、化解之门、理顺之法以及四两拨千斤的一个按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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