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能力”，类似于经济学所说的人力资本。一个人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和技能，以及与此相关的创新能力。知识、信息、技能和创新能力，储存、记忆、发端于大脑。人非生而知之。大脑之中的知识、信息、技能和创新能力，无不来自后天学习。天生的大脑，每个人基本相同，只是由于后天学习不同导致大脑摄入、储存、记忆不同，由此扩展到创造力差异。因此，人与人的差异，表面看是能力差异，本质则是学习差异。测量一个人、一个组织能力的基本尺度就是测量其知识能力，测量其学习能力。
随着知识社会到来，知识、信息和技能以加速度增长，更新步伐加快，更新周期缩短，千变万化、瞬息万变、一日千里成为常态，“本领恐慌”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普遍现象。社会对人的要求，简单地说是能力要求。人与社会相和谐，就是要与社会要求的能力相适应。这其实就是要求社会成员的能力成长跟上社会发展步伐，学习速度跟上知识更新速度。一个社会成员，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就必须跟上前进的队伍，不掉队；满足自身发展欲望，就必须领跑前进的队伍，走在前。
由于能力结构复杂，加之信息“不对称”，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在早些时候，子女的能力由父母认定，徒弟的能力由师傅认定，学生的能力由老师认定，臣子的能力由国君认定。后来，随着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能力认定不断向前发展，并日益成熟。隋唐时代，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到明清日臻完善。按照一定时间期限，全国举行大规模考试，由科试到殿试，都是根据考试成绩来判定一个人的能力。在清代，参加科试的童子为童生，及第者为秀才；科试之上是乡试，各省会考，及第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再之上是会试，京师礼部主持考试，及第者为贡生，第一名为“会元”；最高级别的考试就是殿试了，由天子主持，及第者为进士。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
到了现代，科举制度远不能适应工业化、城市化对人力资本的需要，机构教育和学历制度应运而生。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一直到研究生。由于全国推行9年义务教育，理论上讲，初中学历就是国民最低学历，之上则是高中学历、中专学历，再之上是大专学历、高职学历，再之上是大学学历，再之上是研究生学历。到目前，最高级别的学历是博士研究生。与科举制度不同，机构教育和学历制度是一个连续的、多学科学习和考试过程。学历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于能力，但学历是能力的基础。学历背后是千百次考试，考试的内容是标准化的知识、信息和技能。因此，学历代表着大脑中知识、信息和技能的存储量。这些知识、信息和技能是构成能力的基本单元。
不同学府的教育质量存在差异，同等学历不同学识是普遍现象。因此，社会上出现了学校排名。学校排名的实质是为学历排名，学历排名也就是能力排名。由此，排名前列的学府及其颁发的学历，在人力资本市场获得了竞争优势。在同一所学校同一院系的同一专业的学生，最终将拥有相同的学历，但其能力也存在差别，这主要体现在各科的学习成绩。也就是说，学历背后也存在学习差异、能力差异。所以，企业和社会组织招聘人员，在同等学历情况下，还要进行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笔试主要是测验应聘者的知识水平，而面试则是测验应聘者的应变能力。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我国先贤圣人的一种人生追求。所以如此，是因为“读万卷书”是学习，“行万里路”也是学习，读书与行路都能使人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提升能力。“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都是能力的重要来源。因此，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明了记载读书学习与行路学习的“履历表”，考核人力成长过程。于是，在各种学历、学位之外，出现了各种专业技术职称。当然，其副产品就是有可能滋长学历造假、履历造假。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学习和行路学习，都需要“勤为径”、“苦作舟”。与读书学习不同，行路学习更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善于察言观色，一叶知秋，以小见大，见微知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行路途中，知识、信息具有多样化特质，需要多元化信息采集手段，全天侯信息分析能力。“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能够将读书学习与行路学习完美结合，当然求之不得。而在事实上，有些人善于读书学习，擅长从前人的智慧结晶中寻找答案；有些人则善于行路学习，擅长从生动的实践智慧中探寻启示。读书学习成绩优秀的人，不一定行路学习的成绩也优秀。相反，行路学习成绩优秀的人，不一定读书学习成绩优秀。因此，现实生活中存在“高分低能”，“高学历低能力”，也存在考试不行干事行的情况。但这些毕竟只是不平常的小概率事件。
学历、履历都是能力的基础。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历、履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就是进入学习时代，知识社会更需要人们提升学历，丰富履历，增加能力，这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大势所趋。
转自价值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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