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狱中来信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试错品”。这话言之有理。





从牟其中，到顾雏军，再到黄光裕……这些人一度占据各类财富榜单、在中国商界翻云覆雨的风云人物，却陆续因商业诈骗、操纵股市、偷税漏税等违法乱纪行为而锒铛入狱，不仅其个人的命运因之跌入万丈深渊，其创办的企业也因此陷入大厦将倾的危亡境地。



事发后，各类媒体喧嚣一时，对企业家落马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详尽报道和评论，但有谁知道，在铁窗高墙的那一端，那些身陷囹圄的商业枭雄们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经历过如此巨大落差后，他们究竟如何看待浮云般的“前尘往事”？



这些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书信的形式向外界表达着自己内心最原始、最真实的呼喊：兰世立留下绝望透顶的“遗书”，黄光裕送出情真意切的道歉和感谢信，牟其中写就针砭时弊的“狱中书简”，顾雏军发出义正词严的抗辩书……



透过这些狱中来信，人们看到的既有一贯的雄辩甚至病态的狂妄，也有幡然的醒悟与深刻的忏悔。而这些，都是这些企业家最真实的情绪体现。



狱中岁月



牟其中的狱中生活颇为平静，身体状况也很不错。他每天浏览十余种报刊，重点阅读吴敬琏、周瑞金、茅于轼、秦晖等几十位他所熟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通过学者们对社会的观察、抨击来保持自己与社会同步思考。此外，跑步是牟其中雷打不动的项目，他每天花40分钟时间，或跑楼梯上下各100层，或平地跑 6000米，数年来无论寒暑从未间断。这种惊人的运动量对于年轻人来说都很难完成，更何况年近七旬的老人，难怪乎众人都说牟其中有“六十多岁的身体，三十来岁的心脏”。

黄光裕入狱后，只是隔三岔五有与其相关的传闻出现。先是他入狱之初，有消息称他因经济问题在接受调查后不堪压力，在看守所内企图割腕自杀，幸亏被看守所警员及时发现抢救过来。“黄光裕自杀黑幕重重”、“黄光裕受外界压力被迫自杀”等谣言四起，以致黄光裕不得不通过中间人向外界解释：“我从来没有自杀过。”并反问道：“我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当黄家与国美董事会的夺权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又风传黄光裕遥控亲信正四处活动筹集资金的消息，他本人只好再次辟谣，声明并没有专门做资金准备，而且精神状态还不错，体态没胖也没瘦，并非外界传闻的消瘦、憔悴。



刚进看守所时，顾雏军也可以看电视，但收看时间段受限制，且有些节目不能看。此外还可以看些报纸，当然也受内容限制。他虽然消瘦不少，但精神状态很好，并时常通过书信表达对企业的关切。



2011年春节期间，东星集团博客上突然公开了一封原东星航空董事长兰世立的“遗书”，由此这位已经淡出人们视线多时的争议人物再度引起业内关注。在兰世立的笔下，监狱生活有如噩梦一般——



“我现在的病情，可能会随时导致瘫痪、神经、死亡……我现在的病情已经导致一个多月不能进食，连饮水都成了问题，仅靠葡萄糖、盐水来维持生命，这样能维持多久呢？”兰世立在信中悲愤的写道，“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们每天除了给我注射杜冷丁，就是葡萄糖和盐水，最终即使我能活下去，不瘫痪神经，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瘾君子。”



除了病情，他还担心自己可能会“头痛死”或“呕吐死”，自从监狱给亲属发出等同于“死亡通知”的《病危通知》后，他“已感觉到死神已经在向我走来，越来越近……”他对监狱的各种作法充满质疑，声称监狱生活已经让自己造成了“肌肉严重萎缩，身体各主要器官功能衰退，危急生命……”



兰世立的境遇还有待证实。从客观上来说，狱中企业家的日子与其他大多数同监犯人并无多大区别，甚至可能因为身份特殊的原因，在狱中的待遇优于其他普通犯人。每天吃饭、劳动、睡觉、读书、看报、思考的生活，看似安逸悠闲，实则枯燥而单调。尤其是对于这些胸怀鸿鹄之志欲上九天揽月的“鲲鹏”而言，困于牢笼的日子，简直跟等死没有区别。



不屈申冤





尽管在狱中呆了十几年，牟其中仍然如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向外界申诉着自己的“冤情”。




2009年11月，在一份传出的“狱中书简”中，他大篇幅引用旁人的言行来反证自己的无辜：“公、检、法三家的具体办案人员一直站在我们一边，一直不停地为我们申诉，为了彰显法治，追求公平、正义，甚至寻求媒体监督的支持。”而且，他还透露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在2003年底曾做出要求在法院系统依法处理的批示。“没有中央的这一原则规定，没有办案人员顶住巨大压力的据理力争，我案的申诉不可到今天的地步。”



这些不同形式的支持与关切令牟其中对“平反”信心十足，他甚至要求司法部门能在媒体的新闻监督之下维持最起码的人权与法治尊严，“要求把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牟其中案件审完，得出结论，让全社会在电视机前或网络视频上，从公开再审牟其中的法庭上，判断牟其中究竟是有罪还是有功？”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牟其中的鸣冤叫屈要比兰世立平和而沉静许多，毕竟前者时年已68岁高龄，在监狱服刑整整10年，无论人生心境和抗“灾”能力，都比年轻气盛的后者要高出许多。



无语的还有顾雏军。尽管自受审之日起，他每次都以高亢的嗓门和激烈的情绪来表达不满和愤怒，甚至不惜以绝食来拼死相争，可仍旧难逃法律的审判。失去自由之后，他似乎彻悟“有理不在声高”的古训，而是改为书信表达。与牟其中的以情动人不同，这位天津大学硕士欲以理服人。



2006年3月，顾雏军的狱中来信——《科龙背后的故事》盛行网络：他从科龙停牌事件回顾、立案调查的依据不足、虚构的2.76亿美元的担保函、幕后黑手四个方面逐条批驳，论据充足，逻辑严密，简直就是一封无罪辩护申诉书。在此之前，顾雏军曾主动给地方政府官员写信，表示认罪且希望保留企业。对照来看，此前的那封信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违心话，反抗、不服才是他的真性情。



而在兰世立长达5300多字的“遗书”中，兰以不小的篇幅向女儿倾诉并喊冤叫屈：“你的父亲没有破产，而被那些坏人抢劫后所制造的‘假破产’。你父亲更没有犯罪，而是那些坏人为了掩盖他们抢劫我们航空公司的丑行而诬陷的……”



信中，他不改自己的“狂人”本色：“无论他们将我们所建的中国东星大厦改成什么名称，谁也改变不了这是东星人在武汉人民心中树起的丰碑。不管他们把-全球品牌网-东星航空的飞机换成什么颜色，都影响不了东星人在中国民航史上光辉的一页……”



此外，兰世立还指责，有人编造东星航空欠债多达58亿元以致严重资不抵债，是纯属谎言，并指出中航集团重组东星航空后将开通武汉―伦敦、武汉－巴黎、武汉－纽约的国际航班的许诺根本不可能兑现。不过，“冤情”显然无法令这位桀骜不驯的硬汉屈服，“我要用生命来与他们进行抗争。”兰世立声嘶力竭地喊道。

为什么三者都会花如此大的力气鸣冤叫屈？除了借此引起外界关注之外，当然还是他们的性格使然。如王石所言，包括顾雏军在内，三人都“张扬和狂野”，倔强而自负，或许在他们都信奉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准则，无论是否公正公平，他们永远是对的，总会以含不白之冤的姿态示人。

颇有意思的是，兰世立曾于2007年与王石、冯仑一起到武汉洪山监狱看望过牟其中。王石曾指着兰世立对牟其中介绍说：“你们两个人都算得上是传奇人物，都具有同样张扬和狂野的个性，都拥有同样的跨国运作能力。你当年曾用日用品换回苏联的四架飞机，轰动一时。而今天你看到的这个叫兰世立的，现在不仅拥有20多架飞机，而且还开了自己的航空公司。”牟其中听完之后，面无表情的看着兰世立，久久无语。



反思感恩





在充满失落、抱怨、愤怒甚至绝望意味的鸣冤叫屈之后，人们在信中欣喜的读到了关于反思和感恩的字眼，这也是失去自由者给外界的希望所在。否则，一味抱怨天地不公、时运不济，甚至指桑骂槐或者直抒胸臆的唾骂某个人物，而不懂自省、不去感恩的话，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个人无可救药，甚至不值得同情，这种局面显然是写信者不愿意看到的。



令人大感意外的当属黄光裕的道歉和感谢信。其悔恨难当的心境和言辞恳切的文字，与以往不可一世、蛮横霸道的“教父”形象完全判若两人。



2010年9月5日，在8月30日的终审判决之后，黄光裕向社会和公众表达了深深的忏悔之意。他在第一句话就表明态度：“我尊重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我真诚地向关心我、爱护我和帮助过我的人郑重道歉！”然后，他的感恩之心开始泛滥：“感谢国家和政府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了国美，帮助企业恢复正常运转；感谢管理团队和广大员工，他们为国美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做出了持久贡献；感谢全国消费者、海内外股东、供应商、银行、媒体等社会各界朋友。”



随后，黄光裕表达了对父母、妻子、孩子、妹妹及其他亲友的思念之情，对于众人为他承受的巨大煎熬和痛苦，他痛心疾首，充满悔恨。言词十分恳切、动情。



末了，他还不忘告诫以他为榜样的年轻创业者：“我知道，有不少正在创业的年轻人，曾经把我当成学习的榜样，但是我现在非常惭愧。请你们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只有遵纪守法，努力学习，完善自我，才能真正实现事业的成功！”



而在通篇的怨恨之中，兰世立的“遗书”还有脉脉温情。开篇就以“亲爱的”这种含情脉脉的问候向太太、女儿、东星员工、母校武汉大学表达感激之情，对于妻女，他写道：“你们都是我的最爱……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我眷恋的话，也只有你们了。”



他无限深情的回忆了结婚17年来与妻子不离不弃、同舟共济的美好时光，并告诫女儿一定要孝敬这位体弱多病的伟大母亲；对于员工，他满腹感激：“感谢你们能在如此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仍陪着我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们是东星最杰出的革命者……当然，也要感谢那些所有的曾经在东星战斗过的同仁们，没有他们和我们的共同努力，东星便不可能创造那么多的辉煌成就……”



对于母校，他感慨万千：“武大给了我知识，给了我众多的荣誉，还挽救了我的生命……她不是父母，胜似父母。所以，我很想报答的就是我的母校……”



为表感激之情，兰世立还在“遗嘱”中作如下分配：将遗产分为三等份：一份留给太太、女儿作生活之用；一份留给在职的东星员工共享，作为东星事业发展的资本，如果有一天确信东星已无存在的必要了，就将所剩资产全部捐给慈善机构；最后一份捐给武汉大学校友总会，以鼓励成绩优异的武大学子。最令人震撼的是，他还希望将遗体捐献给武大生物标本馆作为科学研究之用，因为读书期间他对标本馆里缺少“地球主宰者”——人的标本深表遗憾，想以自己的身体来弥补这个不足。




牟其中的言辞倒是舒缓许多，他的反思、忏悔远多于感恩：“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家人、朋友正常人生道路的冲击，不能尽父亲、丈夫、朋友的人伦责任。”对于员工，他认为南德的管理方式无意中伤害了不少满腔热情的员工，不免对习惯于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管理原则的员工产生伤害，“这是我至今引以为憾的。”



说到1996年提出“十年之内进入世界十强”的豪言壮语时，他形容自己“就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探宝者突然闯进了聚宝窟手脚无措一样”，并为当初充满功利色彩的浅薄目标感到汗颜。他表示：“似乎仍然不免散发着不少民营企业家中一夜暴富之徒的粗俗。我平生最看不惯的是为富不仁、恃强凌弱和骄奢淫逸。”



以上的所有关于感恩和忏悔的文字，如果不标注三位企业家的名字并证实系亲笔所写，恐怕所有人都难以对号入座，这与他们昔日威风八面、目空一切的风格相距甚远。



雄心未泯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诗人北岛的《回答》依然如此坚定，它也成为狱中企业家在困顿与逆境中发出的最坚强有力的声音。



黄光裕那封信的最后一句话，甚至让我们联想起我们年少时在学校里犯错的时候写过的那些“检讨书”：“我将从现在开始，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重返社会，更好地担负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为国家和社会再做出应有的贡献！”但这种高调背后，也掩饰不了黄光裕东山再起的雄心。



聪明如黄光裕者当然清楚，他在狱中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接受事实，争取减轻刑罚，尽量防止资产被过多地查没，为出狱后东山再起留下根基。而且，他会尽一切可能遥控局面，牢牢掌握对国美的控制权，甚至与老对头张大中冰释前嫌，赶走陈晓，让他接任国美董事会主席。



牟其中也在竭尽全力争取减刑机会。在考核极其严格的洪山监狱，牟其中从未违纪，并多次获得表扬，他由无期徒刑改为18年有期徒刑之后，又获得减刑机会。所有努力，都与牟其中卷土重来的雄心壮志有关，包括他近似自虐的健身计划，他说：“我知道自己对国家、对社会、对家人、对朋友欠账太多，还有许多事要做。每当跑步体能耗尽，气喘吁吁，本能要停止下来时，我就自勉：‘把监狱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接着我又昂首向前了。”




出狱之后干什么呢？牟其中曾对一位狱友透露：“我出去以后，会兴办一所最现代化的南德医院，对富人提供最高贵的服务，对穷人收取最廉价的费用。”后来，他又向南德理事会提出“再干一个二十年”的口号，并认为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是可以做到的。此外，他还打算平反之后集中精力整理出版个人文集和专著。当然，他最期待能将数年来总结出的智慧经济生产方式付诸实践，并“特别需要与更多的认可智慧经济生产方式的朋友合作”。



“绝望深处是希望”。在兰世立的信中，他对员工满怀期待：“我希望你们仍能团结在一起，把东星的旗帜继续扛下去……只要东星还在，我们就有希望，我们要努力让东星永存，让东星的精神永存……”



兰世立文中透露的对个人的遗憾和对员工的期待，恰恰是他欲重树辉煌的最真实最直接的表达。记得在鼎盛时期，他气冲霄汉的公开表示：“如果有一天我什么都没有了，也能轻松地借个几千万重新开始。”不知还有多少人相信他对此依然底气十足，至少他的律师严义明对此满含期待，他说：“毕竟四年之后，兰总的路还要继续走。”



对于企业家入狱现象和出狱后能否大逆转的疑惑，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宽广一些。在这个竞争惨烈、扑朔迷离的商业年代，入狱企业家名单能轻易列出一长串：铁本的戴国芳、伊利的郑俊怀、爱多的胡志标、德隆的唐万新、大午集团的孙大午、云南红塔的?时健、三九的赵新先、万国证券的管金生……这些昔日大佬或刑满释放、或保外就医重获自由身之后，几乎都以不同的姿态悉数重出江湖，或许他们无法回到当初的行业地位，市场号召力荡然无存，但这丝毫不影响业界对他们的尊重和期待。



对于企业家而言，战斗应该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态度。当然，入狱只是战斗过程中的一种磨难与坎坷罢了。其实，是否冤屈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自己能否从磨难中得到教训和经验，并在以后的事业旅途中避免重蹈覆辙。

上一条： 领袖还是团队哪个更重要？

下一条： 务实创新是白酒企业跨越式发展的核心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