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维持了32年的持续增长。从1978年至2009年，中国国民总收入总共增长了17.8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12.4倍。



中国经济增长不但速度快，而且较为稳定，在32年中从未陷入经济衰退，也只有少数年份通胀率较高。仅有1989和1990年，增长率下降到5％以下，其他年份都高于5％，绝大部分年份在7％以上。中国在1993－1995年间经历过较高的通胀，其他年份通胀率都维持在10％以内。



到2009年，中国GDP已达34.3万亿元，经济规模居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中国人均GDP已达2.56万元，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



从体制上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稳定、明晰产权、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和政府主导。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保持了社会整体稳定，没有爆发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宏观环境。中国改革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1990年代以后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明晰私有产权、开放市场的发展道路，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微观基础。中国放松了经济管制，允许劳动力和企业自主决策，企业开始相互竞争，开发新产品，闲置的低成本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中国放弃了自力更生的封闭政策，鼓励对外贸易和吸引外来投资，引进国外技术和利用国际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有力干预，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对有发展潜力的产业进行扶持，并通过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和增长。

从需求结构上来看，高投资和对外贸易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中国各地政府都奉行亲商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使得中国投资率节节上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由于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级政府的政绩表现主要由上级政府根据各种量化指标来评判，而经济增长率就是最主要的考评量化指标，因此地方政府都奉行亲商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各地政府通常通过税收减免、低价提供土地、放松环保标准等政策吸引外来投资。



中国采纳了日本、韩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鼓励出口，出口一直高速增长。中国通过出口退税、维持人民币低汇率等政策鼓励企业出口，使得中国出口持续增长，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复合增长率超过20％。



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过去30年中，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经济需求结构却出现了严重失衡。



虽然消费、投资、净出口都持续增长，但消费增速明显低于投资和净出口增速，导致消费率不断下降，已经低于50％。




1980年到2009年，消费率从65.5％下降到48.0％，而投资率则从34.8％上升到47.7％，净出口率从－0.3％上升到4.3％，2008年一度高达8.8％。



在消费构成中，私人消费比例更是不断下降，严重低于合理水平。而政府消费所占比例很大且不断上升，从1980年代的约20％上升到2009年的27％左右，私人消费比例则不断下降。私人消费占GDP比例在1980年代还高于50％，到2009年已经下降到35％左右，而根据国际经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一比例都在60％以上。



其次，中国投资率则严重偏高。如前所述，中国投资率已经接近50％，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投资率都在30％以下，只有极少数国家超过40％，中国的投资率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



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也严重偏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03年－2008年已经超过50％，其中2005年－2007年超过60％，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下跌至43.7％，但预计2010年将再度超过50％。除新加坡等小型港口经济和一些欧盟国家外，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于绝大多数国家。



中国的经济分配体制也严重失衡，两极分化严重，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为追求经济增长，政府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对收入差距扩大、两极分化采取了容忍态度，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政府与民争利也很严重，连续多年财政收入增速超过GDP增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上升。1995年进行分税制改革后，政府财政收入快速上升，到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已经升至20％左右。

中国经济遇到瓶颈



投资和出口占GDP比例已经极高，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难以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各国都竭力控制贸易赤字，中国通过外贸增长拉动经济增长越来越困难。



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美英等国贸易赤字太大，危机后随着美英等国消费萎缩，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会下降，一些政府还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出口。



此外，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出口产品的经济力削弱。



中国投资体制很不完善，不能有效分配投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投资率进一步增长的空间非常有限。



由于中国金融体制仍然由国有大银行主导并受政府的强力干预，资金分配不是以效率为主要目标而是牵涉很多非经济因素，导致投资效率很低。大量投资流入到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和政府主导的工程项目，回报率极低，而效率高收益大的民营企业却受困于资金短缺。



中国难以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政府推行的亲商政策也难以持续。



随着土地成本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无法继续提供廉价土地。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升温，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房地产开发也能带来GDP增长并可使政府获得巨大的收益，土地征收拆迁成本也越来越高。因此，地方政府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再愿意为制造业企业提供大量廉价土地。




政府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对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也逐步减少。从2007年起，中国逐步取消了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对国内企业的征税力度也有所加强。



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削弱了成本优势。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吸引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优势。但从2005年以后，新增劳动力数量逐渐下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2005年以后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主要原因，一是198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瓶颈。



从2005年起，东南沿海和华北京津地区劳工荒越来越严重，2009年初受金融危机影响一度出现劳工过剩，但到2009年中再次出现劳动力短缺。



新《劳动合同法》加强了对劳工权利的保障，加上新生代农民工的要求更高，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2007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中国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削弱，部分企业开始把生产基地向越南、印度转移。



原有体制下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正在弱化，原有的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外贸高速增长、政府推行亲商政策、劳动力成本低，形成了一种非均衡增长模式。但目前投资外贸的比重已经极高，亲商政策困难重重，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原有体制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结构调整的两难



中国政府认识到了原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在“十一五”期间就已经提出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在2005年－2009年的“十一五”规划实施期间，中国政府提出了要启动内需、发展服务业、节能减排、提高居民收入等目标。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央政府大力推动“宏观调控”和“调结构”。具体政策包括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抑制投资过快增长；人民币升值和减少外贸优惠，控制出口增速；取消农业税增加农民收入；收紧对“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投资项目的审批，压缩建设规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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