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天的新闻听到“拥堵时闯绿灯”也罚款的报道，于是，有媒体质疑：除了罚款，我们还有其他方法来改善社会秩序吗？我不禁为这种质疑拍手叫好：经济处罚固然是迫使违法者却步的手段，但是经济处罚的滥用不但引起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对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法律“金本位”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不勿庸置疑的，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毛孔之中。这种“金本位”的态度甚至影响法律的制订。在大量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中，无论社会危害大小，处罚与经济处罚的等价关系甚至已经成为很多人潜意识的真理。于是，大量律/法规的条款与经济处罚挂钩自然成为必然的结果。
事实上，这种“金本位”同样影响了各级政府机关的决策思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经济挂帅对执法机关的影响，有些地方借助法律的“金本位”特点，在一些路段设置密集的超速雷达、电子眼，从而成功地把法律与经济挂帅联接为一体，实现局部经济目标。甚至法律最根本的目标，受这种经济重于一切的影响，反而被弱化。当我们走到很多十字路口时，像一群大鸟一样栖在横杠上的报像头已经成为一大街景。一个路口拥有四五个甚至七八个电子眼早已让人见惯不怪。
对公众如此，对企业当然更不例外，企业被工商税务处罚（当然是指罚款）对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说都不是什么稀事。
法律“金本位”带来的一个最直接问题是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通过这些法律法规与经济挂钩，而且在它与公众的博弈中占据主宰地位。这种情况使腐败及将法律作为赢利工具难以避免。国家审计机构的负荷和工作难度也在所难免。
除了政府目前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外，法律“金本位”还将对中国整个文化氛围和社会思维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拜金主义：上行下效
过去，我们基本都把拜金主义流行的原因归罪于受西方一些思潮的影响。我则认为，中国的上层社会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法律“金本位”现象的日益突出是一个信号：当上层建筑中，拜金成为一种行动，上行下效的结果便得以显现。
回望中国的整个发展历史，从最初文明的产生直到现代，社会思维的发起者往往源自于社会高层拥有统治权、话语权的阶层。一方面，这群人更好地从社会底层劳动中脱离出来，拥有更加充分的思维空间；另一方面，其所处的位置及公众“人往高处走”的思想倾向使他们的思维更加容易成为社会整体思维。
我国从未对拜金主义有过提倡，但为何它却日益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原因很简单，社会传播体系中，隐性传播的效果有时比大张旗鼓宣传更好。很多政策、法律等社会秩序规则的倾向性比媒体更具有暗示的作用，使公众思维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时，金钱至上逐渐成为一种主流也就难以避免。当一项新的处罚规定出台时，人可能产生两种反应：其一，避免触犯该条款；其二，获得更多的金钱来抵消处罚损失。前者是法律期望的结果，后者则使拜金强化。由于法律日益细化到很大一部分公众难以完全避免触犯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向后一种出路。譬如，开车上路，行车轧实线如果严格按法律执行，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从未违法的车辆。既然很难避免，因此更有效的方法是让自己更有钱，使200元的罚款无足轻重。因此，诸如此类的条款尽管出发点不错，但它无意中强化的金钱的社会地位。
在人类历史上河中，人的社会地位确定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人的社会地位是自然形成的，诸如部落战争中树立的个人威信；其后，人的社会地位进入继承时期，这个时期，一个人的出身对其社会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最后，随着世袭制度的崩溃，金钱成为人类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
社会制度的细节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比其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影响更为深远，也更难以消弥。由此，社会上层建筑在构架社会秩序时，除了需要思考它的直接影响外，还需要更多地推演它对社会文化走向的影响。
对以上社会现象的探讨似乎与企业传播并无太深的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种探讨中，我们发现，企业传播需要更加重视隐性传播。而目前企业传播往往只关注了通过显性载体（传媒、活动、直邮等）完成显性传播，而对隐性传播缺乏思考和应用。这种缺失也正是很多传播工作者无法理解传播失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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