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监狱都用上了高科技设施，可以监测犯人一举一动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发生犯人逃脱的大案。比如太原第一监狱重刑犯张磊伺机从电控门溜出，进入监狱工地挖“地道”企图越狱，因筋疲力尽而自首。假如不是“天意”，土层被冻硬了而挖不动，摆在人们面前的，将又是一宗高科技设施如摆设的尴尬。
笔者无意反对监狱管理用高科技设施武装，问题在于管理的现代化是否可以用高科技手段代替，高科技手段是否可以解决管理现代化的所有问题？如果我们得不到肯定的回答，或者说实践已经打破了这种神话，那么高科技手段反而容易形成新的管理漏斗，成为管理者推卸责任的一面盾牌。例如面对纸钱打开锁拷的质疑，昆明警方通过现场模拟的方式“证明”：在探头监控死角中，邢鲲确属以自杀寻求解脱，警方就可以从舆情的责难中解脱出来。从邢鲲打开手铐到自缢身亡，长达10小时的时间内，警察不必前往察看；有各种设施代替自己履行职责，监控平台甚至都不需要值守。至于在监控设施中黑变成白，胖变成瘦，有变成无，皆有科学的道理在其间。面对警具和监控设备提供的“事实”，管理夫复何言。
高科技给管理带来的变革意义勿庸置疑，但是如果就其负面作用来说，倒很像是一个另类的“玻璃门”：一方面，它对于具有良知的人来说，可望而不可进。例如人们要“参见”海南省三亚综合执法局局长，办公区就有一道带密码的玻璃门挡住了去路；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失去良知的人来说，“玻璃门”的作用则显得十分脆弱。在太原第一监狱张磊案中，张磊事后交代，越狱计划唯一败笔是没考虑气温，他把从电控门溜出似乎没有看在眼里。比较极端的例子是2009年10月，内蒙古第二监狱杀害狱警后越狱的逃犯。4名逃犯切掉被害狱警的右手指头。用被害狱警的工作卡打开第一道门，又用被割下来的狱警手指指纹打开监狱另一道大门。在红外线门前，4名逃犯利用狱警过去后红外线的时间间隔，趁机挤了出去。
在监狱管理日益被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情况下，面对连续发生的越狱案，纳税人陷入迷思在所难免。解开这些迷思也许不难。最直接的原因是管理者的责任心，比如在内蒙古第二监狱，真正有人值守的第四道门并没有狱警，充当看门人的是“工人”。“工人”或许是尽职尽责的，但是他们能代替“大盖帽”的职责吗？能不能用利益驱动的方式，像“高薪养廉”那样，激励监狱管理者的责任心呢？答案也应当是否定的。因为有“天价年薪”存在，纳税人不可能让基层狱警也能像央企高管那样享受职务消费。即便能够做到，那只会引起新一轮攀比，陷入恶性循环。出路只能靠重新唤起公仆意识，如果说监狱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狱警也属于公仆；那么他们公仆意识的强化有待于整个国家机器公仆意识的新崛起。
公仆意识不是一句空话，在管理领域，需要从纠正一个一个的“时髦”观念做起。比如在强调科学管理中克服对科技的依赖性。科学管理当然需要采用一些必要的高科技设施，但这绝不是一场争投资、换门面的烧钱游戏。再如在尊重人们利益意识的同时提倡奉献精神，不能再让那些不能直接创造经济利益的部门和群体遭受冷遇。更重要的是，在不同体制的利益存在落差的情况下，不能试图用人口红利解决管理中的瓶颈问题。就管理成本而言，谁都知道一个体制内人越少越好（即减员增效）；但就管理任务而言，一个体制内的人不足，就难以完成应当担负的职责。通常的办法是花较少的代价用体制外的人代替。这不仅使得体制内的人高高在上，而且人们没有理由要求体制外的人产生什么公仆意识。
以纯粹管理的观念来看，在分工明确的情况下，管理者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什么高科技设备，更没有理由用后者代替前者。否则，我们完全可以模仿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慎到，像他提出“忠臣害国论”一样提出一个“忠于科技害国论”：“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者）盈天下，泽及其国；忠（者）盈天下，害及其国！”只有唤起国家工作人员的公仆意识，不再为高科技所累，使他们成为慎到所说的“智”者，对于解开连续越狱的科技迷思才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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