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有的企业就在错和对之间游刃有余的发展起来。尤其是苏商，这是一个非常智慧的群体。苏商与浙商不同，浙商是以小博大，在夹缝中抗争，而苏商在发展企业中不温不火，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展企业。改革开放后苏商的崛起是以乡镇企业的模式出现的，在苏商中较早具有代表性的苏商是江苏江阴华西村的吴仁宝。
在吴仁宝的眼里，有时犯错是一种游戏，就象是下棋，你来我往，既不紧张也很严肃，既有规矩也很圆通。财经作家吴晓波有独到的认识，他在所著的《激荡三十年》一书中从不同历史环境下客观地分析了吴仁宝的发展历程，他在书中写道：
华西村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当了创记录的48年村党委书记，他既是一个基层政权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这双重的角色让他在很多时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时候，遭遇终极难题。这种欣悲交集的命运将贯穿他整个的变革生涯。
当年，华西村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吴仁宝还因此当过所在的江阴县的县委书记，在江浙一带，华西村的地位和风光可比大寨，吴仁宝则赫然是“陈永贵式好干部”。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记者还曾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描写过华西村：“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向自己提出了五项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农业，百分之十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机械化，把各行各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五是继续抓好六十四个先进大队，同时帮助六个后进公社赶上去。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万人的理论队伍，一万人的科学技术队伍……
这样的报道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确凿的、闪闪发光的数据……而在实事上，吴仁宝在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调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顶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
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再次报导了华西村，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时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村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当年度“中国第一媒体”对全国乡村最高规格的报道。可是，在江苏省江阴一带，华西村被嘲讽为“吹牛大队”，还有一些人给中央写内参，告发“华西村是个假典型”。在这样的风波中，吴仁宝奇迹般地躲过了暗箭，他的“江阴县委书记”在一次举报后被摘掉了，可他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厂却一直在地下运转。这些不受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企业的胚胎。（选自《激荡三十年》吴晓波著）
《周易》悟道
如果《周易》这部书只是讲占卜算卦，给人占卜吉凶祸福，对现实就没有多大意义。《周易》的意义在于，启示人们看清事物随时发生的微妙契机，并且指导人应当如何临机应变、趋吉避凶。这就不仅是消极的占卜算命，而是在开悟人的潜在的智慧和创造力，这就进入到哲学的层面。学习《周易》这部书，就是要学习其中的哲学思想。
左边是错，右边是对。到底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是个让人头痛的选择。尤其是恋爱中的人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选择错了那是一生的遗憾。学了《周易》就能把人的潜在智慧发挥出来，临机应变、趋吉避凶，做到正确选择。那么怎么样才能“趋吉避凶”呢？说通俗点就是要看大趋势，或者说是从战略的高度看问题。因为只有看明白了事物的本质，对把握发展才是有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与错就看得比较明白。接下去的关键问题在于你看明白了就要去做对的，而在做对的时候，往往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中又被认为是错的，这没关系。只要你能把路标看清楚，做“错”就是在避凶，做“对”就是在趋吉。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
吴仁宝的这种犯错，就是在“趋吉避凶”。这在当时是有政治风险的，但吴仁宝很有智慧，他知道应该绕个弯，同样也把企业做好了。对于这样的策略，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吴仁宝的绕弯哲学，实际上就是《周易》文化的现代版。吴仁宝的绕弯哲学，帮他度过了困境，迎来了发展的丰水期。而还有一种人不但不会绕弯而且还超越自已的管理极限做出了荒唐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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