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这篇论文探讨了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政策重视物质投资胜过学校正规教育投资。
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在学校正规教育上仅花费了GDP的2.5%，但同时在物质投资上却花费了大约30%。在美国，上述的数字分别是5.4%：17%；在韩国，分别是3.7%：30%。表一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花费在教育上的GDP支出。在对人的投资上，中国甚至低于同等国家的平均水平，每年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率则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也许，这种失衡是正常的；也许，物质投资的经济回报率大大高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经济回报率。在下文中，我总结了支持以下观点的证据。这些观点包括：教育和技术培训的经济回报率是很高的，表一展示的失衡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扭曲的现行政策写照。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资源必须流向能够发挥最大生产力的领域。一项政策若能使所有投资类型的回报相等，那么它就能促进经济增长。现行的中国政策忽视了这些基本法则，所以不利于经济发展。
在这篇论文里，首先，我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收益，然后，我将讨论中国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实证证据，接下来，我谈到了有助于技能的获得、帮助中国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的可供选择的政策调整。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
当经济学家开始衡量经济增长的来源时，先前被认为难以解释的残差——也就是难以解释的因素是人力资本。从对美国及其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研究中发现，众多迹象证明，人力资本——人的技能——在国家的生产率提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chultz,1981）。
把人力资本看作另外一种有价值的资本对分析很有用处。“人力资本”这个术语有时暗含个体人性的丧失，与将人等价于机器的非人性社会联系起来。实际上正好相反，人力资本这个概念认为，人和物质资本至少在创造财富和繁荣经济中发挥着一样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对国家来说是很确切的。为了理解人力资本如何影响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为什么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必须首先来认识一下人力资本是如何提高生产率的。
首先，人力资本投资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它能迅速提高工人的技能。举例来说，如果你把一个人培训成为一个好的会计师，那么这个人的会计绩效就会提高。如果你培训一个工人安装发动机，那么这个工人在安装发动机中就会是富有成效的。这些即是人力资本使人们更富有技能的最明显和直接的证据。
人力资本也提高了社会资源的适应性和分配有效性。它允许代理人更有效通过任务分配资源。它增强了代理人适应变化和抓住新机会的能力（Schultz,1975）。
中国在发生变化。它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在变化着。实际上，全世界的经济都在发生变化。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中出现的实证规则是：受教育越多和培训越多的人越能适应变化。他们能够从中获益，创造出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新的机会。他们在车间里提高了生产率。高技能能够使工人根据机会更好地在职业中、行业中、地区中流动，并帮助人们通过选择更富有成效的机会重新分配资源，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甚至使人们意识到这些存在的机会。受过更多教育的劳动力是富有弹性的，受教育多的劳动力更能吸收新思想，适应国外技术，提高本地技术，理解并和根据当地情况运用国外的知识。
当中国进入世界市场，它会接触到新形式的技术和组织结构，对有技术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中国物质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新技术需要更多有技能的工人操纵。资本和技能互相补充，各要素相互间会推动对方的生产率提高。一项重视物质资本，而排斥人力资本的投资战略不能获得一项更为平衡的投资战略所带来的收益。平衡的投资战略使有技能的工人充分应用现代技术。
中国及其全世界的大多数研究表明，教育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帮助农业部门更好适应变化的市场和技术。受教育多的农民能够发现更多技术和贸易方面的机会。发展的过程是以不断出现的技术，选择和不断改进的机会为特征。受更好教育的人们更能做出好的选择（Yang，2001）。
既然全世界的大多数研究表明教育和技术是经济增长中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么出现在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力资本是否有足够的投资？相对其他类型投资而言，教育投资是不够，还是过量？
当我们考虑中国及其西部地区发展的合适投资战略时，应当理解最优化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组合能够提高经济的增长率。如果中国过度投资一种，而忽视另外一种，就丧失了财富增长的机会。通过使中国不同地区的不同资产和不同市场的回报趋于相等，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所以，对中国政府而言，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中国教育投资是不足，还是过剩，中国是否应该调整它的投资组合？
二、人力资本是否投资不足
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公众对教育的支持水平很低。由于教育主要是由地方提供资金，富裕省份的人力资本投资大于贫穷的省份。人们出生的地方是决定这个人技能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的不同地方，特别是西部，资源约束影响个人的受教育与否。不同地区的受教育程度是不一致的，这产生了地区间巨大差异，而且是导致执行现行政策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Li）。
人力资本有可能投资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是个人不能直接从教育中获益。在中国，这种外部性很可能很大。举例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创造出新思想和知识，而个人有可能不能得到他们受教育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尤其是目前，有技能的工人的工资被现行政策所抑制。与此同时，受教育的工人则创造出更大的收益。所以从表面判断，中国和其他国家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中国教育投资的经济回报率的实证证据说明了什么？在定量的基础上评估政府活动，从好的投资中筛选出差的投资，依据事实实施政策导向是很重要的。对数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我们会更清晰的理解是应该倾向人力资本方案，还是物质资本方案，以及以何种比例来实施。通过成本——收益标准来做决定，社会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现有资源。
在中国目前的背景和条件下，资源稀缺，国家贫穷。所以在这里做出英明的投资决策就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为了依据事实，观察中国教育投资经济回报率的数据，你会感到很惊讶！以西方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估计方法来估计中国教育投资的经济回报率，你会发现，中国20世纪早期的教育投资经济回报率大约是4%（Chow，2001）。回报率很低，远远低于工业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大约为20%）（Chow，1993）。1997年，更多的估计显示教育投资回报率为7%。翻看中国1997—1998年的统计年鉴，从表面看，中国在人力资本投资过大。查看美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以提供基准数字，回报率为15%—20%。证据表明，中国的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率是高的。
如果了解中国劳动力市场如何运行，就会意识到这样的结论即使是用于教育政策的历史分析，也具有相当大的误导性。劳动力市场是标价人力资本服务和对人们技能提供激励的市场。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历来的工资政策向有技能的劳动力提供低回报。所以从标准回报率到中国的历史数据的教育分析，我们得出唯一的结论是对技能投资的激励很小。
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早期，低的个人回报率并不是真正的回报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被扭曲，以致于工资并不能正确反映受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所做出的真实边际贡献。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提供了一些实际的数据，这些数据是由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收集的。Fleisher和王（2001）分析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的分析表明，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回报率大大高于个人的回报率。
他们分析了工作地点中教育在产品产出中的生产率，而非直接依据有关个人工资的市场数据。工资是教育投资的直接回报，而不是全部的回报。
他们的争论只关注了直接回报，从而低估了教育投资的全部回报水平。他们没有考虑我先前提及的教育和培训带来的其他所有好处，所以只是估计出了教育回报的最低水平。他们的研究显示，教育回报率大约为30%或40%(Fleisher和王)。1992年，支付给有技能工人的工资只是他们边际生产力的10%，而无技能工人得到的则相当于他们的边际产品价值。这表明了工资制定政策并没有按照生产力支付工资。因为工人为获得技能而支付的成本只得到了部分补偿，所以他们缺乏动力去获得技能.。
Fleisher和王估计的生产中的教育投资回报率高于在美国和西欧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而且他们低估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真实的回报率，所以可得的微观经济数据表明：实际上，人力资本投资严重的不足。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90年代早期，还是在今天，中国劳动力市场没有提供给工人较强的激励。如果我们比较教育投资真正带来的生产力和所支付的工资的话，中国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支付技能工人其所应有的价值。
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和促进经济增长
低回报率降低了个人去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中国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政策导致国家投资组合被扭曲。这种投资组合重视物质资本投资，而远离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可以采取积聚资金，加大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措施来提高投资的社会回报率。资金甚至可以从国外借入，从中国企业所创造的基金和正在筹建的新资本市场等这些渠道获得。这种战略将会增加国家和人民的财富。
鼓励教育和培训的一种渠道是政府支出。这种方法使政府承担了巨大的支出负担，而且不一定可行。不过，中国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在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占GNP的份额很低。
提高人力资本，使政府承担较少直接成本的另一种方法是实行灵活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灵活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允许与日益增长的政府资本和产品市场一样采用相同的激励措施，尽管它离促进技能的形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这对提高人力资本有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人们能得到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30—40%，他们会情愿支付学校教育的成本。4%的回报率不是那么有利可图的。灵活自由的技能劳动力市场促使个人激励作用的发挥。支付个人受训的成果可以不花费政府任何费用，而促进个人获得技能。允许个人激励作用的发挥可创造人力资本投资库。中国通过放松对个人激励限制创造财富，并会提取受教育工人的储蓄创造物质资本的财务库。这种方法会得到更多的税收收益。
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项政策是平衡各地方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如当前，中国政策依旧重视某些地区胜过其他地区。政策也允许地方政府在教育费用的支付上占主要地位。富裕地区比贫穷地区拥有更多的资金来投入教育。要减少地区工资的差异性，就需要开放市场，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自由寻找工作的机会将会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有必要实施集中化的教育财政支持政策，这项政策是中央平均分配政府资金到不同地区，不同的农村和城镇地区。目前，西部和农村地区收入低，因此对教育支持很低。而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则很高。如果把更多的教育和培训资源分配到贫穷的地区，国家收入会增加。
许多中国人反对开放劳动力市场（好象和我们所讲的含义不同），因为开放劳动力市场会导致工资的差距增大，至少在这一代。然而，此政策鼓励人们去获得技能，如果支付人们适当的奖励，开放资本市场资助教育，他们就会很高兴为学校正规教育支付学费，因为教育会带来高收入。中国可以依靠个人激励性去办好学校，因为学生可以自由在学校中选择，而学校可直接从它们教育的学生获得资源。
为了使制度有效地运转，必须发展学校教育的信用市场允许学生借贷。由于缺乏这种市场，只有有钱家庭的学生能够支付学费，因为学费高达目前平均收入的50%（Li）。如果只有富人才能送小孩读书，代际之间的差距将会变大。
从美国、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最近许多研究得出的经验是：允许学校在提高教育机构办学质量上竞争是很有价值的（Heckman，2000）。如果中国允许更多的民营组织办学，如私营商业学校、技术机构及其其他类似的机构办学，那么就会创造有效率的教育结构，促进中国人力资本的形成。
另外一种有潜在重要意义的政策目标是加强产业和大学之间的联系。虽然许多大学早就开始了这种合作，但是这种富有成效的合作空间仍然巨大。此种合作有助于大学直接面对实际问题，从而帮助地方产业解决伴随技术的引入和发展带来的问题。这既会提高地区的效率，又会为教育机构带来一种资金来源——民营产业。
在美国，不同质量水平的学校都与公司有着紧密而成功的联系。这不仅仅是指著名大学和高科技计算机公司的联系。许多小学校已经和需要进行员工培训的公司建立有价值并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如GM，BASF。通过加大激励，个人、组织介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市场并议价，教育基础结构将会不需要政府的支出而获得改善。
创造激励和发展资本市场将会促进人力资本的投资。从中央得到资金或认为政府必须资助教育和培训是不必要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市场将以以下方式运用促进技能形成的力量：鼓励公司培训工人，激励个人在工作场合训练自己成为好农民，好工人和好经理。如果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政策上行不通的话，教育的支出就会增加。
被认可是最好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若与高科技的物质资本结合将是极有价值的，两者互相补充。中国现行的不平衡的投资战略重视物质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战略削弱了物质资本的投资，因为有太少的有技能的工人能够有效运用中国正在迅速引进的新的技术。
四、不平等
短期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导致工资的显著的不平等，特别是对年轻人和有能力的人来讲，这些人能更好地从新经济中获益。而在长期，由于人们都变得有技能，不平等则会缩小。
然而，即使是在短期，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也会减少不平等。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农村和城镇收入的不同。这些差异性来自政府不平等的政策（Johnson，2000；Fang，Wang，Yang）。对劳动力从农村到城镇的流动的限制造成了工人和农民收入的悬殊，这种悬殊是世界最大的，包括农村和城镇的教育资金的悬殊。平均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比城镇劳动力少四年。最后，物质资本投资在城镇和农村地区中失衡。倾向于城镇而排斥农村。开放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使地区教育的投入均等化，会缩小不平等，而不是加大它。
即使在短期，这些政策会导致不平等，这也是不可怕的。许多中国政府官员畏惧不平等——不稳定的来源。然而，不平等在激励人们获得技能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使人们变得有技能对社会没有坏处。增强技能会提高国家的生产力，一般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资源。
现在，中国认为开放物质资本市场更有利于贸易和吸引更好的投资者，这对人力资本市场同样适用。而且人力资本是最终决定一国财富的资产。从长远看，提升人力资本很可能减少不平等。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会为每个人创造机会。如果工人教育水平提高，能够运用现代技能处理21世纪的技术，那么中国的国力潜力会进一步获得发挥。
现行的政策导致另外一种不平等。在什么地方出生影响着一个人拥有技能的机会及其能够运用资本的数量。中等教育的学费政策排斥了贫穷的学生。在现实政策比较中，考虑何种不平等是最不可能被接受，而不是认为不平等是只与自由的劳动力市场联系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有很多例子证明开放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会降低不平等，即使是在短期也是这样，并有助于政治的稳定。
五、结论
中国教育投资的真实经济回报率可能高达30%—40%。我们对教育和物质资本投资的真正回报率认识都很局限。以精确数据为基础的很多研究是有根据的。事实支持的知识库能够提高政府的决策质量。如果政府评估项目精确，不管是人力资本项目，还是大坝的投资项目，或是马路，大桥，工厂的投资项目，那么他们都会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项目评估在保证好的投资，提倡好的项目，排斥坏的项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事实为基点的成本—收益计量经济学的价值很高。成本—收益研究为地方政府、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创造价值。创造收集有关各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收益的丰富的数据模式，有利于决策，此类研究可以提高决策质量。
尽管中国的数据库很薄弱，但是含义很明显。生产人力资本和受教育的劳动力，均等各种投资类型（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收益都能够提高经济绩效。提升人力资本的政策几乎与中国政府的哲学联系在一起，中国政府哲学强调人性的尊严和个人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人力资本投资有高的回报率，可通过自由化劳动力市场，消除地区工资和受教育的差异性。开放人力资本市场会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除此之外，还可通过扩大政府在教育上的预算和均等地区教育的支出均等化提升人力资本。不管怎样，被公认的是，受教育多的劳动力能给资本带来了更多的收益，创造更多的国家财富。
表一
1995年教育公共支出占GNP的比例
世界 5.2
中国 2.5
菲律宾 3.0
台湾 4.1
印度 3.3
马来西亚 4.7
新加坡 3.0
巴基斯坦 2.8
土耳其 2.2
韩国 3.7
埃及 4.8
墨西哥 4.9
巴西 5.1
阿根廷 3.8
美国 5.4
日本 3.6
加拿大 6.9
德国 4.8
苏联 3.5
波兰 5.2
匈牙利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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