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读者的印象中，经济学是一门高深而枯燥的学问，经济学家大约也都是一些枯燥乏味的人物。这实在是个误解。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努力“还原”出十位世界级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本来面目，记录了包括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克鲁格曼等人求学、成长和步入经济学殿堂的历程。故事里有不少有趣的内容，这些大经济学家治学的方法和独特的思维，也时时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这里选摘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宾默尔和美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的成长故事。
从纯数学到“拍卖”研究
宾默尔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空袭伦敦的困难时期。他家里的书不多，父母似乎也并不十分关心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父亲在他16岁的时候，甚至想让他辍学去工作，因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才作罢。很小的时候，宾默尔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发明家和游戏爱好者。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发现了扑克游戏中的奥秘。后来，他甚至靠与家庭富裕的学生打牌来补贴自己的生活费。
大学毕业后，宾默尔一直想找一份好工作。但是经过多次面试，他最终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原来设想的那类工作。当时另一个选择就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对伟大的纯数学家哈迪和里特伍德的风格进行的古典分析。最后，他成功地解决了他们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此时他对博弈论的兴趣显露出来了。 20世纪80年代，宾默尔在实验室中开始了有关博弈论方面的实验。此前，他曾经多次转换过研究领域，但自从开始研究博弈论，宾默尔就完完全全脱离了自己曾是其中一分子的纯数学领域。因此，他开始寻求有无可能成为经济学家。他在剑桥丘吉尔学院担任了几个月的经济学教授，检验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能力。发现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工作以后，他接受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系讲学一年的邀请。在这次访问中，宾默尔有两点很重要的体会：一是做一个经济学家获得的乐趣远比做一个数学家多得多；其次就是他有自称经济学家的资格。在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后，他发现自己在讨价还价问题上的研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已超乎他自己的想象。 90年代初期，宾默尔在伦敦的大学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还成功地获得了一笔政府资助，建立了用于研究进化动态的研究中心，其后，宾默尔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领导这一机构。政府提供资助的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要求他们的研究包括一些可以直接应用的部分。因此，研究中心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寻找那些需要应用博弈论的工作。比如他们为英国政府设计第三代无线电话频道的拍卖方案的合同。他们还曾经作为专家，参与设计刚刚私有化的英国天然气行业储藏设施的出卖方案。其中，无线频道的拍卖设计尤其值得一提。 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宾默尔与他的同事们一同设计了一种新型拍卖机制，于2000年3月对政府的五个第三代无线电频道的经营执照进行拍卖。事实证明，这一拍卖非常成功。政府原来预期拍卖可以得到30亿英镑的收益，而经过近八周共150回合的竞价以后，政府获得了224.7亿英镑的收益，超过原预期的七倍。这一拍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一、拍卖形式本身极大地依赖于现代信息处理技术。竞买者可以远离拍卖地点，通过传真机出价，并通过网络了解每一回合的竞价情况。二、拍卖机制的设计，利用了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经过宾默尔所领导的经济学学习和社会进化研究中心的精密设计，并在研究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了实验——允许学生赢得合理数目的报酬，这些年轻人当然能诚实地参与竞争。三、第三代无线电频道的执照，被认为是将来赢利之所在，这些新的网络可以使视频、商业和娱乐服务等更快地接入手机。参与竞争的企业认为，如若不能得到一份执照，他们就要冒着变成行业落伍者的风险，他们的价值也会直线下降；而一旦得到执照，他们不但获得了发展具有高速网络的移动电话的一个好机会，同时也能使他们成为人们公认的最有价值企业。
宾默尔本人认为，这一次拍卖兼顾了鼓励竞争与达到效率的目的。精心设计的一场拍卖，会创造出一个竞争的环境，迫使竞标者将他们的资金“放在他们的嘴上”，用钱来支持他们在拍卖场上的竞争。也有人批评了这次拍卖最后高昂的成交价，认为它使夺标者的前期投入成本过高，会使企业最后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宾默尔认为，如果企业这样做，它就会失去消费者；这些批评者可能忘记了，任何企业都只能按照市场所能承受的价格定价。
虽然英国政府在这次拍卖中成了最大的赢家，但宾默尔等经济学家的报酬，却是由拍卖开始前就签订的一个合同所确定的，那只是一笔固定的收入。宾默尔说：“很悲哀，我们得到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毕竟，经济学家不是商人。
研究的兴趣是最重要的
邹至庄的父亲邹殿邦是广州商界的领袖。邹至庄自小从父亲处得到了两个最重要的教诲：一是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理解对方的观点和立场；二是要有恒心和毅力，只有不断积累过往的经验并学习新的东西，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后来邹至庄自己从经济学中得到了另一条体会，即与别人共事，一定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他发现，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一门以个人主义哲学为灵魂的学科：单独决策要讲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合作决策则要讲求激励兼容，即设法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对方利益最大化。父亲教导的人生哲理与经济学理论原来也是“兼容”的。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研究事实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学到待人处世的哲学。
邹至庄真正独立地进行经济学研究，是从寻找博士论文题目开始的，他感慨地说，这一过程非常不容易。事实上，不止他一人有类似的经验。找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往往比写作过程更困难，因为题目太大可能无法驾驭，但题目太小又难出新意，它既要考人的判断力，而又与运气有关。
1951年，邹至庄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与博士学位。由于第一年就通过了学科考试，所以在1952年他就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的一年，他既不用上课也不用读书，于是满怀把握，以为两年之内就可以把博士论文写完，谁知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竟还找不到合适的题目。
但邹至庄这样折腾一年，决非白白浪费，他得到了很多无形的训练。从写博士论文开始，他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研究进程：先花时间把有关的经济理论弄清楚，然后再接触实际的数据资料，之后研究成果就会水到渠成地出来。他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题目，那就是研究美国的汽车需求，因为他曾修读过“消费需求理论与计量”，对有关的理论相当熟悉，而且自己也很有兴趣，所以就选择了汽车这种耐用品作为研究对象。
邹至庄最终在1955年完成了《美国汽车需求》，并在两年后（1957年）出版。围绕他的这篇博士论文，曾发生过不少有益的争论。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作风向来以强悍著称，研讨会上的争辩更是从来不留情面，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是邹至庄的指导老师之一，他为人比较顽固，他们两人辩论的时候简直就跟吵架没两样。弗里德曼直嚷：“不对！不对！”但事后他又对邹至庄说：“要是你写的东西没有价值，我不会和你吵；正因为你写得好，我才和你吵。”看来，能跟弗里德曼大吵一场也是要有资格才行的。
1960年，邹至庄发表了他的成名作——《检验两条线性回归方程式的系数是否相同》，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著名的“邹氏检验”（Chowtest），邹至庄由此在经济学界声誉鹊起。
对于如何做学问，邹至庄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觉得，只要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头脑清醒全力以赴地思考问题，就够了；即使是富于独创性的问题，有五个小时也可以了。至于思考什么问题，可以在每天起床时先考虑一下。如果对一个问题，每天都能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日积月累起来，几个月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而对大的研究方向，邹至庄则觉得应以兴趣为主，机会为辅。如果没有兴趣，研究一定做不好。但如果光有兴趣，没有机会，也难以成事。不过总的来说，邹至庄认为，兴趣是最重要的，因为他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曾有两家电脑公司为权益纷争而诉诸法院，请他和斯蒂格勒代表其中一家公司提供证词。这是份报酬非常优厚的差事，因为他代表公司去加州准备出庭，自出门那一刻开始计算，包括乘飞机、住宿旅馆的时间都算在里面，付给他们200美元的时薪，就是晚上在家里阅读有关文件、书籍也同样计费。但干到后来他深感厌倦，觉得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件事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也就不想赚这钱了。官司前后持续了一年，结束的时候，他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邹至庄在促进中国与美国经济学界交流方面也有重要贡献：1984年的微观经济学暑期班结束后，他到华东一带旅游，其间，他写信给当时的高教司副司长兼北大教授夏自强、王复孙、王泽农三人，表示愿意与教育部合作，选派优秀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邹至庄回到美国一个星期后，教育部回复接受他的建议，于是在1984年底就开始了第一批留美学生的考试。第一批参试者有一百六十多人，其中63人经邹至庄安排出国，1985年开始正式派遣出国。自此至1988年的四年里，邹至庄一直都在帮助中国学生到美国攻读经济学。 但后来，邹至庄发现，经他选派出国的留学生，有95％之多，最终留在美国没有回去。同邹至庄一样热心于帮助中国学生赴美学物理学的李政道，在遇到同样的情况后十分不满。但邹至庄却有与李政道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无论如何都是件好事：首先，人们为争取出国，积极投入到经济学的学习之中，因此使经济学在中国大陆得以迅速发展，仅仅是这一点，就已使中国的经济学界受益不尽。其次，他觉得栽培留学生的目的，不应只将目光狭隘地局限在中国，而应看作是为世界培养人才。这些留学生不管最终留在美国还是中国，不管是教书育人还是从事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益的。最后，留学生虽然留在美国，并不等于他们就不肯或不能为中国服务，有时短期回国讲学，或利用在国外的便利，协助国内的学者到国外访问，及筹集国内学术活动所需之经费等等，都一样是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有了这样的想法，再加上邹至庄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自由学者，坚信自由是个人进行抉择时所需遵循的最重要原则，因此，他不像李政道以及在国内协助学生出国的教育部官员那样，竭力说服留学生回国。如果有留学生去问他这方面的问题，他一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作长远的考虑，以学生本人的效用最大化为原则。邹至庄提出，只要中国内部的经济及其他环境改善，即使是外国学者也会不请自来，更不必说有着浓厚的报效国家的道德情结的中国人了。这大约也是一种经济学的思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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