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对浙江中小企业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用工难”是中小企业主反映最多和最迫切的问题。

　　许多中小企业主一遇到“招工难”、“员工不辞而别”就慌了神，完全不从自身找原因，或者根本不从对方（工人）利益着想，一味抱怨“用工难”，媒体趁机炒作“民工荒”。

　　我认为，“用工难”或“民工荒”是个伪命题。如果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出现“民工荒”，只有2.3亿人口的美国一定会最先遭遇“民工特别荒”，仅有1.28亿人口的日本肯定最易发生“民工相当荒”。事实上，美国和日本并没有遭遇“用工难”或“民工荒”。

　　我国目前未就业劳动力数量约至少有3000万人，此外，农村约有1.5亿剩余劳动力，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也将陆续加入到企业。未来10年，我国农业领域每年至少将转移850万剩余劳动力，城镇每年要安置200万富余职工，每年还有90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包括大学毕业生）加人劳动大军。上述三者合计每年就有1950万人需要就业，而我国未来10年，伴随经济增长，每年平均新增劳动力需求不会超过1000万，每年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至少有900多万。有这么庞大的待业大军作后备，怎么会发生“用工难”或“民工荒”的问题呢？

　　说一千，道一万，“用工难”或“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工资福利待遇过低。

　　有企业主说：“企业要盈利，必须延长劳动时间，我们通常每月工作350小时，每天10~12小时，这样的条件很难留住工人。”

　　《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我们曾经义愤填膺地批判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万恶的资本家采取占有剩余价值的形式剥削工人。我们依然记得，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里的故事，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里学鸡叫，然后把刚刚入睡的长工们喊起来下地干活。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中小企业公然地、普遍地、大幅度地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明目张胆地违反《劳动法》，竟然还理直气壮地抱怨“用工难”。在整个过程中，劳动监察部门完全不作为；工会（劳工协会或工人联合会）形同虚设；政府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为了表面光鲜的GDP数据，对这种剥削工人的现象也是默认；维护工人权益的法律体系严重懈怠和滞后。由于《劳动法》的普及不够和法律的缺失，工人（劳动者）不敢维权，只能选择辞职，或者干脆不辞而别。

　　即便按《劳动法》规定，每日工作8小时，每月平均按22天计算，按浙江最低工资1100元计算，我国工人的小时工资只有6.25元，不足1美元；如果按每月工作350小时计算，我国工人的小时工资只有3.14元。在全世界是最低的。

我国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中居民占比持续下滑。如果我国的中小企业都像这样，压低工人的小时工资，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通过“工人工时倍增计划”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们还有什么幸福和尊严？

　　有企业主说：“小企业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浙江没有企业能够按《劳动法》规定的，如果一天只工作八小时，加班就要支付加班费，星期六和星期天加班，支付2倍工资，法定假日加班，支付3倍工资，那样的话，所有的企业都会倒闭。”

　　依我看来，违（反劳动）法的企业、给工人发不出应发工资的企业、不能保障工人基本权益的企业，倒闭了也罢。

　　有人说，你这是躺着说话不腰疼，中小企业的利润本来就很薄，原材料涨价，各种税费已使企业不堪重负，再拿出这么多钱给职工发工资，企业不破产才怪呢。

　　实际上，出现“用工难”或“民工荒”的企业，多是处于最低端的制造企业，这些企业是“苦力型企业”，做的只是简单产品的简单加工或组装，赚取的只是低廉的加工费或组装费，而这种制造的代价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品质、低效益、低产出，靠消耗资源、破坏环境，靠剥削劳工，靠挥舞价格屠刀获取订单、打击对手、扰乱市场，赚取日益微薄的利润甚至负利润，这些企业如履薄冰，摇摇欲坠，遍体鳞伤，生不如死，朝不保夕；这些企业像暴风中的一棵幼树，像海啸时的一叶小舟，像狼群里的一只羔羊。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很无奈，很无助，他们像掉进了沼泽地，不能自拔，而且越挣扎，陷得越深，只能坐以待毙，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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