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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社会是历代圣贤所希冀、追求的社会形态。礼的特点，正如邹昌林先生所云：“礼在中国，一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为其他任何民族所无。其他民族之礼一般不出礼俗、礼仪、礼貌的范围。而中国之礼，则与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学、习俗、文学、艺术，乃至于经济、军事，无不结为一个整体，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而在中国古代礼学史上，《大唐开元礼》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典籍之－。
《大唐开元礼》修成于唐代开元盛世，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全盛期。《开元礼》的纂集是“功成制礼、治政作乐”传统的产物。主持、参与编纂此书者，如张说、萧嵩、王仲丘、徐坚、李锐、施敬本等，皆为名相硕儒，天下之选。他们折中唐代《贞观》、《显庆》二礼，依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的次序，详尽而完备地记载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家典礼仪制，兼及地方政府的祭仪和官僚家庭的吉凶之仪，其结构之缜密，叙述之精详，都是前所未有的，堪称中华礼学的旷世大典、不祧之宗。故宋代周必大《拟开元礼序》曰：“惟开元皇帝，励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遴选儒臣，厘正钜典。惟[徐] 坚等辩博通贯，体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辑成书。自时厥后，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不必?野外之仪，即是书而可行。世世守之，毋敢失坠，不其休哉。”其后虽有踵盛增华之作，如中晚唐的《开元后礼》、《曲台新礼》，北宋的《大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直至《大金集礼》、《清集礼》，均系承袭《开元礼》而来，但就规模和影响而言；则难与《开元礼》比肩。此书不仅是中国古代礼学的圭臬，更远播东亚、东南亚，对于整个汉字文化圈的礼乐律令制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池田温先生指出，渤海、新罗、日本、高丽都曾请求唐朝传写《开元礼》，日本的礼乐制度更是全面借鉴唐礼而来。
《大唐开元礼》涉及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蕴涵着丰富的学术内容。例如，皇帝郊庙封禅之礼，不仅反映了古人的天人观念，而且展现出皇帝制度巩固发展的进程；释奠先圣先师之礼，昭示着道统与政统的关系；自百官至庶民的婚丧仪制中有唐人的家族伦理观念；诸国朝觐之仪中可见唐朝泱泱大国的气度及中外交通的盛况。此外，《开元礼》还保存了大量的唐令、唐式，是唐代法制史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其中有关经义、礼法的论争，则是研治中古思想史、经学史的重要素材。正如池田先生所说：“从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少有未经古典学者之手的，而礼制的分析研究对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和思想研究的学者来说，却留下了广阔的领域，此书给立足于新视野的学人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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