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武帝时实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即与政治结合，通过官学和私学传授的教育体系，诏书和法律的公布、流传，政府遣员循行地方，政府对儒学价值的标榜等渠道，加速在社会中的传播。西汉中期以后的汉代诸帝大多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他们推动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也促进了社会上层阶级的儒学化。这一时期，儒学以两个向度即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从若干个中心向更广区域传播，引起东汉社会儒学的同质化，在儒学广布的地区，其价值逐渐成为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从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基本定型。自汉末以至隋代，中国长期处于战乱和分裂之中，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的思想格局。不过，儒学独尊的地位虽然受到冲击，但仍为政府所提倡，每朝代兴，无不整顿儒政，巩固并提高儒学的地位。三国两晋时期，中原地区屡遭兵燹，当地居民纷纷外迁，从而为儒学向四周的传播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南方地区。由于中原王朝政权和北方士民的南迁，在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持续发展，儒士人数不断增长，逐渐形成了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的建康吴会地区、鄱阳湖流域及周边的寻阳豫章地区和洞庭湖流域及周边的江陵江夏长沙地区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出现了建康、会稽、吴郡、寻阳、南郡、江夏、长沙等一些儒家文化中心。这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的形成，与那个时期的移民规模和路线、南北分治格局下东晋南朝荆州扬州之间特殊的政治形势以及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东晋南朝儒学在这三个儒家文化发达区域的基础上，沿着陆路和水路（海路）继续向南、向西扩散，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南海交趾儒家文化区的成长，也推动了今福建地区的建宁晋安地区儒家文化的发展。在儒学化官员亦即所谓“循吏”和广大儒士的努力下，由于儒学的政治文化功能，在儒家文化区域扩展的同时，风教所及，儒家的文化、精神价值也传布民间。儒学的南传，引起了当地文化的变迁，南方土著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崛起，并走上历史舞台；而广大南方土著居民也在文化上认同了汉族，归属到汉文化圈内，汉民族的“文化边疆”大大南移。隋代统一中国的再造，也正是儒家文化在广阔地域上传播后的内在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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